这个问题转向了“花木”本身。有人以为，费孝通在《早春》中提及的“一间房，两本书，静静地做做功课”，是在支持“两耳不闻天下事”，是“重业务，轻政治”。

    看来，这一系列“问题”，正是表明《早春》是一篇“可能会出问题的文章”！

    费孝通的《〈早春〉前后》发表后，又一次引起台湾方面的注意。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八日、十九日，香港的国民党报纸《香港时报》发表了胡希的文章，题为《天气、文章与共产党的面孔——费孝通写《早春》和《〈早春〉前后》的经过。

    胡希的文章，自然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评论中国大陆政局，使《早春》一文变得更加“麻烦”：

    “……实际上，他（引者注：指费孝通）在《〈早春〉前后》中揭露了大陆知识分子的苦闷，他们写文章必须看风使舵，根据共党的脸色落笔，写成后不敢骤然发表，必须再看看‘最近的气候变化’，而共党的‘气候’是经常吹无定向风，因此写文章必须一改再改……”

    就这样，在一九五七年春天（这个春天后来被称为“不平常的春天”）费孝通的《早春》一文可以说是引起了“轰动效应”——上上下下谈“天气”，方方面面论《早春》……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