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二月中，初稿已经写成，但是文章提出的问题分量不轻，没有勇气送出去。反复修改了几次，又复写了好几份，分送给民盟的朋友研究提意见。大约是二月底，我正想发稿时，来了一位朋友，和我说：“天气不对，你还是再等一等，这样放出去，恐怕不妥当。”原来这位朋友听到了一个传达文艺方针的报告，说是毛主席批判了王蒙那篇《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的小说，赞成陈其通的短论，他又加了一句：“我看形势是要收了。”潘光旦先生住在我隔壁，他一听我转述了那位朋友的话，就说：“这可怪了。我在城里也听到有人说起毛主席召集过一次谈话，不是收，而是放呀。”这一下我们弄糊涂了。

    过一天，又遇见了一个杂志社的记者，谈起了另外一个正在外地采访的朋友。他说：“寄回来的文章，口径不对，暴露太多。现在不准这样写了，必须考虑后果，百家争鸣出了问题了。”我因为手上就有这篇可能会出问题的文章，所以特别关心。追问他：“谁说的！”回答是：“传达下来的。”

    虽然这阵冷风是没有根据的，是阵空谷来风，但却吹冻了我的《早春》。

    有几位看了我底稿，而且又肯定不是收，而是放的朋友，又一再鼓励我把文章送出去，甚至使出了激将法。我夹在寒暖之间，欲说还休，欲罢不能，结果是又从头改了一遍，在这种心情下改写实际上是磨角。有人说我写得过分含蓄，不懂诗词的人，还是少装作假斯文的好。我听了只好苦笑。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上讲话的那天上午，我把《早春》送出去了。那天因为外宾来参观，要我接待，我又不知道毛主席要讲话，所以没有进城开会。晚上潘光旦先生听了讲话回来，兴冲冲地来找我，揭开谜底。

    下一天一早起来拿出底稿，把后半篇重写了一道。从修正稿送出，到文章见报，又是两个多星期。原因说是被政协会发言挤后了。不管怎样，当这篇收收和放放的《早春》出世，早春确是已过了时了。

    有些朋友为我惋惜，说早一个月发表多及时，天气变了，不是马后炮了么？又有些为我告幸，说早一个月泄露了春光，怕担待不了，说不定会被围剿一阵。我想迟乎早乎都不是偶然的，既反映了天气，又反映了体质，我原本是处在这个大变动的时代的一个平常的知识分子罢了，话是想说的，勇气是有限的。……

    费孝通自云：“话是想说的，勇气是有限的”，不仅勾画出他的心态，也勾画出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正是基于这种心态，他不断地对《早春》一文进行“磨角”，不断“收收放放”。他自知，这是一篇“可能会出问题的文章”！

    不过，当费孝通写《〈早春〉前后》时，《早春》这篇谈论中国政治气候的文章还没有“出问题”，但已有了预兆。上上下下对《早春》的议论，已经提出了许多颇为尖锐的问题。费孝通在《〈早春〉前后》中把这些问题归结为三个：

    第一个问题是“天气说对了没有？”

    有人对此提出了使费孝通神经紧张的反诘：“知识分子解放时就已经到了春天。如果最近半年还是早春天气，前几年是什么天气呢？这不是明明暗射思想改造是冬天么？这不是有意要否定思想改造的成绩么？”

    由“早春”推及了“冬天”，再把“冬天”加以引伸，这“问题”也就显得严重了。

    第二个问题是，百花开不了，怨“天呢，还是草木？”

    持反对意见的人，如此质问费孝通：“自从解放以来，天气一直是明朗的，温暖的。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早已确定了的，而且一直是贯彻了的。明朗的天气，花不开出来，自然是草木有问题，腐朽了，蛀蚀了。自己不成器，还要怨天！”

    第三个问题是，早春是在转暖，花开是不是有保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