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的春天，确实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便曾以《不平常的春天》为题，发表社论。一开头，就这么写首：

    “一九五七年的春天，对于我国的政治界和知识界来说，是一段不平常的时间……”

    正当费孝通写出《早春》一文，在那里“收收放放”的时候，在北京百万庄，夜深人静之际，另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也正挥笔疾书。

    此人脸型，如同一个正方形下面装了一个正三角形，一副近视眼镜在那正方形之中增加了两个圆圈。他的大名印在每一本《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中译本上——傅雷。虽说当年留学法国学的美术史，但精熟的法语和深厚的中国文学功底却使他在回国后走上法国文学翻译之路。他翻译了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巴尔扎克、福乐德、梅里美的一系列名着。严谨的工作态度和流畅的文笔，使他在中国翻译界颇享盛誉。

    傅雷精心于翻译，人所共知；他又精心于另一番“宏业”，在当时却鲜为人知——他倾注了他全部的父爱，兢兢业业培养他的儿子成材。他的长子叫傅聪。在傅雷精心培养之下，成了出类拔萃的钢琴家，在一九五五年举行首届国际萧邦钢琴比赛中，荣获第三名，同时还获得“玛祖卡”（“玛祖卡”是波兰民间舞曲）最佳奖。这是中国音乐家头一回在国际性钢琴比赛中获奖。傅聪也因此获得了留学波兰的机会。

    儿子远在万里之外，傅雷家书频频，把爱子之心倾注于笔端，依然在精心培养。

    他通常深居简出。上海江苏路一幢三层英式花园洋房的底层是他的家。坐在宽大的写字桌旁，不时转动着桌边的字典架子（这是他自己设计的），翻译一本又一本法国文学名着，这是他每日的“功课”。

    此刻，他却忽地出差北京。这次与他一起坐火车前来北京的，差不多都是上海文化界的名人，内中有《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者、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上海市副市长、着名民主人士金仲华，京剧大师周信芳，电影艺术家吴永刚、石挥，上海《文汇报》社长兼总编徐铸成，上海《新民晚报》社社长赵超构（笔名林放），上海《解放日报》总编杨永直，《辞海》主编、上海市政协副主席舒新城，着名翻译家、教授周煦良。

    出乎意料的是，在这群专家、教授、学者、总编之中，还有一位年二十六岁的小伙子。此人长着小圆脸、金鱼眼，名唤姚文元，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担任干事。

    到了北京之后，这些人便忙于开会，傅雷待会散人去之际，在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夜十一时，才得空给远方的儿子傅聪写信：

    “亲爱的孩子，三月二日接电话，上海市委要我参加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四日动身，五日晚抵京。六日上午在怀仁堂听毛主席报告的录音，下午开小组（会），开了两天地方小组（会），再开专业小组（会），我参加了文学组。天天讨论，发言，十一日全天开大会发言，十二日下午大会发言，从五点起毛主席又亲自来讲一次话，讲到六点五十分。十三日下午陆定一同志（引者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又作总结，宣布会议结束。此次会议，是党内会议，党外人一起参加是破天荒第一次。毛主席每天分别召见各专业小组的部分代表谈话，每晚招各小组招集人向他汇报，性质重要可想而知。主要是因为‘百家争鸣’不开展，教条主义顽固，故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过话，立即由中宣部电召全国各省委宣传文教领导及党内外高教、科学、文艺、新闻出版的代表人士来北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我们党外人士（引者注：傅雷最初曾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后退出，成为无党派人士）大都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倒是党内人还有些胆小。大家收获很大，我预备在下一封信内细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