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国上上下下议论“早春”之际，在北京却不见费孝通的身影，报刊上也不见费孝通的文章。

    费孝通哪里去了呢？

    如他自述：

    “四月十七日离京，二十四日下乡，五月十五日回到苏州。路上和乡间不容易看到北京和上海的报纸。到了城里才坐下补看。在这一叠旧报里，也有不少提到我三月二十四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早春天气》……”①

    原来，他下乡去了！这个“乡”，便是开弦弓。他，已经二十一年没有去这个小村子。

    他来到苏州，依然请求姐姐费达生陪他前往开弦弓。这时的费达生已经是江苏省丝绸工业局副局长。他们依然坐了一条小船，迎着春风，小船驶向小村开弦弓。那里的面貌，与二十一年前已大不相同。经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开弦弓已是一派新的景象。

    费孝通埋头于社会调查。二十多天的调查，得到了丰富的新的材料，他写出了三篇《重访江村》文章，寄给北京《新观察》杂志（《新观察》）刊出了其中的两篇。由于后来开始反右派，第三篇夭折了。一九八四年第二期《新观察》发表了余广彤的《费孝通和他的姐姐费达生》，补述了费孝通重访开弦弓的情景）。

    费孝通在苏州看到报上许许多多谈论“天气”的文章之后，又引出一番感想，竟写下了那篇《早春》的续篇——《〈早春〉前后》，费孝通很详细地谈了自己写《早春》一文的经过。今天看来，这段文字已成为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二月初从西南回到北京，民盟中央要我做一次口头汇报，谈我离京半年中在各地看到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情况。我提到了两个盖子的话：“百家争鸣”揭开了一个盖子。这个盖子一揭开，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就冒起来了，表示在对科学研究的要求上，还有一个盖子要等互相监督来揭。这个盖子一揭开，揭出来的是知识分子列政治的积极性，他们会改变过去对国家大事不大关心的那种消极情绪。但是，我接着说，第一个盖子开得还不够敞，许多领导同志不大热心。第二个盖子似乎还没有揭，有点欲揭还罢的神气。我是主张揭盖子的，因为盖子总是要揭的，迟揭不如早揭，小揭不如大揭，揭开了比冲开为妙。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民盟的文教委员会又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就我这个汇报希望比较全面地来估计一下当前知识分子的情况。在这个会上我用了“春寒”两字。但一经讨论，我感觉到“春寒”两字用得还是不妥当，因为这样说，没有把知识分子冒出来的积极性托出来。春意是主要的，加上了个寒字，未免走拍。于是想到“早春”两字。“早”是个正面的字眼，和过去黄昏思想对得上，刚好道出了这个转机。

    有人从我这篇文章里感到寒意，认为是吹冷风，其实细细看去，我在这个温度问题上是用过心思的。比如我起初想引用李清照的“乍暖还寒”一语，后来一想，这句词，基本上是寒，暖是虚的。因此，我不直引，改了一字，写成“乍暖乍寒”一语，一字之改，提高暖的地位。当时，我嘴上也屡次念到“满园春色关不住”的句子，念来念去总是觉得还是用不上。

    后来有人说，暖寒是同一天气的不同感受，于是牵出感受者的体质问题，一若寒暖的感觉可以当温度表来测验进步和落后的程度了。我当时并没有想得这样深，推论也没有这样说。我想到的只是那两个盖子“盖住”和“揭开”的矛盾。其实就是现在大家已用惯了的“收”“放”问题，“收”“放”用到“天气”上，也就成了“寒”和“暖”了。

    回想起二三月间，“收、放”“盖、揭”“寒、暖”确是插得进两个“乍”字的。不说别的，就是我这《早春》一文就“收、放”了好几次。

    民盟的两次会鼓励我为知识分子说说话，所以决定写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