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费孝通的《知识分子早春天气》在“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刊载之后，一时间，对“天气”的言论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话题。

    不光是非中共人士议论着“天气”，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出《为什么会“早春”之感？》，作者的名字是众所周知的中共老党员、有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美誉的翦伯赞。

    翦伯赞出生湖南桃源，却是一位维吾尔族人。原本他是学经济的，一九二四年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读经济学。回国后加入国民党，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后来却因思想“左倾”，失掉了国民党党籍。正在这时，他偶遇历史学家吕振羽、谭丕模，对历史学发生了兴趣。从此，他改换门庭，从经济学研究转到历史学研究。

    一九三七年，翦伯赞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马列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写作《中国史纲》。这样，他日渐成为历史界权威人士。

    北平解放时，剪伯赞与胡愈之等参加了文化接管工作。此后，他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系主任、教授、副校长，随着年岁的增长，人们对他的称呼由“翦教授”进而称之“翦老”。

    翦伯赞的文章，把“早春”的含义点得非常清楚：

    “自从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来，在我国科学、文学、艺术各都出现一些欣欣向荣的现象。这种现象，在知识分子的感应中就是所谓‘早春’景色。

    “不言而喻，把这种现象比作‘早春’就是意味着一直到现在还看不到万紫千红、鸟语花香的美景，能够看到的只是花的蓓蕾，能够听到的只是鸣的前奏。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已经提出半年多了，为什么至今还令人有‘早春’之感？这不能说没有原因。原因何在，各人所见不同，我的看法，主要是放得不够。

    “近来许多知识分子发表了带有诗意的谈话，如像‘早春微寒’、‘春风不度玉门关’等等，充分地反映出有些地方或部门还有‘寒意’，另外一些地方或部门连春风也没有吹到。如果把带有诗意言语直接（截）了当地说出来，就是有些地方或部门文化学术领域领导同志直到现在还是不敢大放，甚至不敢小放、小小放。

    “大家都知道，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对于气候的变化最为敏感，他们鸣不鸣要看放不放，鸣到什么程度要看放到什么程度。有人说：‘我们是大放则大鸣，小放则小鸣，不放则不鸣。’……”

    北京的知识分子们谈“天气”，上海的知识分子们也谈“天气”。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上海《文汇报》刊载记者黄裳的文章，那标题便跟费孝通的文章相呼应，日《解冻》。黄裳的文章也谈起了“早春”。

    “上海还逗留着已经延迟得过久的春寒，人们的焦急心情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黄裳期望着“春寒”早日转暖，“春天的太阳发出的温热，使停滞的冰河解了冻，知识分子们的爱国激情冲开了那些大大小小的冰块、冰碴，沛然莫之能御地冲击下来一股浩荡的激流。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碍这道激流的通行了，这是不可能的事，大大小小的冰块冰碴是早晚必然融解，化为激流的一部分。”

    黄裳感叹道：

    “让春天早些来到吧！让激流的力量推动我们的生活快速前进吧！”

    黄裳呼唤“春天”，期待“解冻”，和费孝通的见解完全一致。费孝通的文章，甚至还引起了海峡彼岸的注意。

    本来，台湾舆论界的反映，可以作为“参考消息”，加以考虑，加以分析，可是，在一九五七年那样的岁月，海峡两岸处于严重的敌对状态之中。海峡此岸，是按照毛泽东的如下名言衡量来自彼岸的舆论反馈：

    “凡是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