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成了一九五七年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名角儿。走笔行文至此，不可不向读者诸君介绍一下费孝通其人。

    他，一九一零年十一月二日出生于江苏吴江县同里镇，费家原本是当地大户，但如他所言：“我出生在地主家庭，但到我祖父时已家道中衰。”

    费孝通的父亲费朴安读过私塾，后来留学日本，接受了西方新思想，影响了他的子女。在辛亥革命之后，他曾出任吴江议会议长，成了当地的名流。

    费孝通的母亲杨纽兰，也受过良好的教育。杨家笃信基督教，她也是虔诚的基督徒。

    费朴安和杨纽兰婚后，生四子一女，这五个子女中四个成了名流：

    长子费振东的名字，可以从《新中国名人录》中查到。他生于一九零二年，卒于一九七五年。他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加入过中国国民党，从事革命工作。后来流亡南洋。一九四九年九月，他作为华侨民主人士的代表，前来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此后，他留在北京，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委。

    长女费达生毕业于苏州洲墅关蚕业学校，曾赴日留学，成了养蚕专家。解放后，她担任江苏省丝绸工业局副局长、苏州丝绸工学院副院长。

    次子费青留学德国，回国后担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在法学界颇有声望。

    三子费霍是一位土木工程师。

    费孝通是最小的孩子。他以社会学家着称。其实，他原本应该是一位医生：一九二八年，他中学毕业之后，考入东吴大学医科，学了两年。

    改变了费孝通的志趣的，乃是女作家冰心的丈夫——吴文藻。那是一九三零年初秋，二十岁的费孝通来到北平，偶然见了比他大九岁的吴文藻，那时的吴文藻，虽然只有二十九岁，却已经出类拔萃，不仅有着教授头衔，而且是燕京大学社会系系主任。吴文藻向他“吹”起了当时尚属“新兴学科”的社会学，使他为之动心。本来要转学到北平协和医学院的他，居然改换门庭，投到吴文藻门下，成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里的学生。从此，他不再成为一名医生，而是成了中国的社会学家——他用社会学这把“解剖刀”，剖析着病中的中国。……

    进入燕京大学社会系时，费孝通写了这样的自白：“我过去的座右铭是‘洁身自好，于人有益’。生活告诉我，从现在起应该是：从认识中国，到改造中国。”

    寥寥数语，清楚表明了二十岁的费孝通的思想所发生的深刻转变。

    三年之后，费孝通在燕京大学社会系毕业，又过两年——九三五年，二十五岁的他在清华大学获得硕士学位。

    这时的他，处于“春风得意马蹄疾”之际：刚刚成为硕士，他便迎来新婚之喜。新娘是比他低两级的同学王同惠，他俩志同道合。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出席了俩人的婚礼。也就在这时，他考取留英博士研究生。

    从天而降的厄运，给了费孝通第一次沉重的打击：

    新婚之后，费孝通和妻子前往广西大瑶山进行调查，准备写一部关于中国瑶族社会的论着，万万想不到，王同惠竟在瑶山遇难！

    一位美国传教士，如此记述了这场灾难的经过：

    “瑶山的小路曲曲折折的难以辨认，费孝通未觉察到已走入歧途。他们没有想到再向前走会有什么危险。几个钟头过去了，他们既未看到什么人，也未遇到村庄。傍晚时走近一个似门的长竹篱笆，以为是到山民家了，遂急向前赶。那个似门的东西实际是捕虎的陷阱，当走在前边的费孝通踏上机关时，大量石头木块倾泻而下，他受了重伤；右腿几乎断了，左脚关节脱了臼。他被埋在石头下面。费夫人从丈夫身上搬开石块，但费孝通伤势甚重，难于移动。夜幕降临了，他们既无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