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红军第一步兵学校任政治委员的黄火青（校长为陈赓），深夜忽然接到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的电话，要他立即赶到军委驻地沙洲坝，去执行一项紧急任务。

    当时，黄火青正害恶性疟疾，发着高烧。刘伯承顾不了那么多，口气很硬，说：“坐担架也要抬来。”

    黄火青确实是被担架抬了三十多里，到瑞金沙洲坝的，并在红军总医院往了一星期。

    出院后，黄火青到军委总部报到。刘伯承告诉他具体任务，要他随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到福建十九路军做联络工作。黄火青这才知道尚属“秘密”的来龙去脉。

    一个月前，陈公培带着彭德怀的信回到福州。蔡廷锴阅罢，旋即电告在香港的陈铭枢。陈铭枢喜出望外，当天乘飞机抵榕城。他对陈公培说：“你为十九路军办成了一件大事。”

    根据彭德怀信中所说，派代表赴瑞金与中共正式谈判，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商定，让也曾与中共关系甚密的徐名鸿作为十九路军的全权代表。

    徐名鸿，广东丰顺人，早年参加过共产党。南昌起义时任第四军十一师党代表，后又任军政治部主任。南昌起义失利后脱党而参加第三党，并长期在十九路军工作，时任十九路军秘书长。

    陈公培已顺利往返了一回，熟门熟路，陈铭枢命他二度入赣。第三位使者名叫陈小航，一个文化人。

    10月上旬，福建使者一行三人抵达红都瑞金。

    徐名鸿带来一封蒋光鼐、蔡廷锴给朱德、毛泽东的信。蒋、蔡并不了解中共内部的复杂矛盾，以为瑞金是朱毛说了算，因为多年来都是与朱毛在战场上打交道，对朱毛大名久仰。

    博古看了此信后，打电话给毛泽东，说：“我不出面了，福建使者由中央政府接洽。”

    在博古看来，十九路军此举，并非什么大不了的好事，不值得过于重视。

    或者说，他压根儿就反对。因为博古向来对十九路军厌恶。

    早在九一八事变时，十九路军不愿再做蒋介石的炮灰同红军打仗，在赣州喊出了“不打内战”，“共同抗日”的口号。博古却说，中间派比蒋介石还具有欺骗性，是更危险的敌人。

    一二八抗战，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在上海作了一二八决议，不是支援蒋、蔡抗日，而是号召士兵起来推翻“长官”。蒋介百企图消灭十九路军，把蔡廷锴从上海调到福建“围剿”中央苏区。博古不是促使其接受中共提出的共同抗日三条件，而说：“国民党军队的上层军官，是决不会接受我们的条件的，我们也不会同他们谈什么条件。”

    毛泽东作为中央政府最高领导人会见了徐名鸿等。毛泽东说，十九路军过去替蒋介石打红军，压迫人民是错误的，但现在不愿打内战，积极抗日，中国共产党是欢迎的，支持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愿意与十九路军合作，双方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反蒋抗日。福建使者广泛地与中共和红军领导人进行了接触，会见了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

    周恩来负责了这次谈判工作，并派潘汉年为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全权代表，与徐名鸿等具体谈判。

    潘汉年，江苏宜兴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过小学教员、报馆编辑。1926年冬，往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写股股长、宣传科长兼《革命军日报》总编，参加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长期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域左翼文化运动，历任上海文化工作中共党困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委书记、中国“左联”党团书记等职。1930年冬任中共中央《红旗日报》采访部主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央特科委员会委员、第二行动科科长等职。1933年进入中央苏区后曾任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

    双方谈判进行了数日，协议条款已拟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