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是二十多年前的作品，我敢说作者的少年情怀，如今已不再了。那时台湾的新诗风行着异国情调，不但痖弦的某些少作，就连土生土长的叶珊、陈锦标、陈东阳等的作品也是如此。爱慕异国情调，原是青年人理想主义的一种表现。兼以当时台湾的文化、社会、政治各方面都没有现在这么开放，一切都没有现在这么进步，青年作家们多少都有一点“恐闭症”，所以向往外面的世界，也是一种可解的心情，不必动辄说成什么“崇洋”。二十多年下来，我这一辈的心情已经完全相反：以前我们幻想，乐土远在天边，现在大家都已憬然省悟，所谓乐土，岂不正是脚下的这块土地，世界上最美好的岛屿？原则上，澳洲之大，也只是一个岛屿罢了。然则在澳洲和台湾之间，今天的痖弦当然是选择自己的家岛。今天，年轻的一代莫不热烈地拥抱这一片土地和这一个社会，认同乡土，一时蔚为风气，诚然十分可喜。

    二十多年的留学潮似乎是淡下去了。从远飏海外到奉献本土，青年态度的扭转，正是民族得救文化新生的契机。人对社会的要求和奉献，应成正比：要求得高，就应奉献得多；有所奉献，才有权利有所要求。对社会只有奉献而不要求，不要求它变得更合理更进步，那是愚忠。“不问收获”，是不对的。反之，对社会只有要求而不奉献，那是狂妄与自私。不过留学潮也不是全无正面的意义，因为我们至少了解了西方，而了解西方之长短正所以了解中国，了解中西之异同。“不到黄河心不死”，许多留学生却是“不到纽约心不死”。同时，远飏海外也还有身心之分。有的人身心一起远飏了，从此做外国人，那也干脆。有的人身在海外而心存本土，地虽偏而心不远，这还是一个正数，不是负数。但是这种人还可分成两类。第一类“心存”的方式，只是对本土的社会提出要求，甚至是苛求，例如“台湾为什么还不像美国”等等，却忘了他自己并未奉献过什么。第二类“心存”的方式，则是奉献，不论那是曾经奉献，正在奉献，或是准备奉献。这种奉献，虽阻隔于地理，却有功于文化。例如肖邦，虽远飏于法国，却以音乐奉献于波兰，然则肖邦在法国，正是波兰的延伸，不是波兰的缩减。“正数”的留学生，都可以作“台湾的延伸”看待。

    痖弦也曾经两度留学，但到了一九八零年，却没有像他在早年诗中所预言的，落户在异国。从远飏到回归，正是痖弦这一辈认同台湾的过程，这过程十分重要。时至今日，谁是过客，谁是归人，已经十分清楚。对他这一辈的作家，台湾给他们写作的环境，写作的同伴，出版他们的作品，还给他们一群读者和一些批评家，而这是别的社会无法提供的。痖弦属于河南，但是他似乎更属于台湾，当然他完全属于中国。所谓家，不应单指祖传的一块地，更应包括自己耕耘的田。对于在台湾成长的作家，台湾自然就是他们的家。这也许不是“出生权”，却一定是“出力权”。“出力权”，正是“耕者有其田”的意思。《一九八零年》诗末有这么两句：

    我说你还赶做什么衣裳呀，

    留那么多的明天做什么哩？

    这话颇有心理根据。移民到了澳洲，就到了想象中的天堂，但天堂里的日子其实很闷人，“明天”在天堂里毫无意义，因为它无须争取。我认为，《桃花源记》里的生活虽然美满，但如果要我选择，我宁可跟随诸葛亮在西蜀奋斗，因为诸葛亮必须争取明天，但是明天对桃源中人并无意义。

    我知道颇有些朋友以台湾为一岛屿而感到孤立、气馁，也听人说过，台湾囿于地理，文学难见伟大的气魄。这话我不服气。拿破仑生在岛上，也死在岛上，却影响了一代的欧陆。说到文学，莎浮诞生的莱思波斯，萧克利多斯诞生的西西里，都是岛屿，而据说荷马也降世于凯奥司岛。日本和英国不用多说，即以爱尔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