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经过检验，这一观点被证明是错误的。

    对临床预测与统计预测的比较研究所得到的结果始终是一致的。自从保罗·米尔（PaulMeehl）的经典著作《临床预测与统计预测》（ica！VersusStatisticalPredi）于1954年出版以来，40年间有超过100个研究表明，在几乎每一个曾经验证过的临床预测领域（精神治疗的效果、假释行为、大学生毕业比例、电击治疗的反应、累犯问题、精神病住院治疗期的长短等等），统计预测都优于临床预测（Dawes，Faust,&Meehl,1989;Faust,Hart,Guilmette,&Arkes,1988;Goldberg,1959,1968,1991;Ruscio,2002;Swetsetal.,2000;Tetlock,2005）。

    在多个临床领域中，研究者给临床心理医生一份病人的信息，让其预测这个病人的行为。与此同时，他们也把同样的信息加以量化，用一个统计方程加以分析，这一方程是以先前研究发现的统计关系为基础编制的。结果都是统计方程大获全胜。这就表明，统计预测比临床预测更为准确。事实上，即使是在临床心理医生可以获得比统计方法更多的资料的情况下，后者仍然比前者的预测更准确。也就是说，临床心理医生除了拥有与统计预测一样的量化资料以外，还拥有与病人单独接触和访谈所得到的资料，但是这并没有令其预测变得像统计预测那样准确。“即使拥有信息优势，临床判断仍然不能超越统计方法；实际上，拥有更多的信息，并不能弥补两种方法之间的差距”（Dawesetal.,1989,p.1670）。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当然是统计方程将各种信息数据按照优化标准整合起来，并且做得准确而稳定。优化和稳定这两个因素就让临床心理医生通过非正式方法收集到的资料和信息的优势消失殆尽。

    检验临床-统计预测的研究文献中，还包含这么一种方法，那就是给临床心理医生由统计方程得来的预测结果，让其根据自己与病人接触的经验来对这一预测做出调整。结果，临床医生对统计预测做出调整后，预测的准确度非但没有增加，反而降低了（见Dawes，1994）。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一个不能“接受错误以减少错误”的绝好例子，与前面所述的那个红蓝灯预测实验非常类似。应当利用灯亮次数多少这一统计信息而采用每次都预测红灯的策略（可以获得70%的正确率）时，被试却为追求次次正确而在红灯与蓝灯之间换来换去，结果正确率反而降低了12%（只有58%的次数是正确的）。同样地，在上述研究中，临床心理医生相信，他们的经验应该可以提供给自己一些“洞察力”，从而得以做出比定量数据更好的预测。实际上，这些“洞察力”根本不存在，他们的预测比依赖公开的统计信息所做出的预测要差。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统计预测的优越性并不局限于心理学，它业已扩展到了许多其他临床科学中——例如，医学中对心电图的解读（Gawande，1998）。

    对于研究显示统计预测优于临床预测的优势，米尔（Meehl,1986）曾说：“社会科学中，没有任何一个争议能如这次这般，从这么大量的、性质上如此多样的研究中得到如此一致的结论。”（pp.373-374）。但令人尴尬的是，心理学领域并没有应用这一知识。例如，这个学科在研究生入学与心理健康培训招生等程序中仍然不停地使用个人面试，尽管大量征据表明，面试方法缺乏效度。临床工作者也继续利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证据来证明他们对于“临床直觉”的依赖是合理的，而不依靠更有效的总体性预测。例如，道斯等（Dawesetal,1989）曾指出：

    关于这一点的一个类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