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的战国时期的1659公斤。进入20世纪，由于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和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加上战争不断，灾害频发，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的农业经济陷入崩溃境地。1931年，我国的粮食平均亩产降到135.5公斤，1947年降到90.3公斤，1949年仅85.5公斤，只有唐朝的一半；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生产的粮食，到1949年仅有700公斤，不仅只有唐朝的1/3，就是与战国时期相比，也还不到1/2。

    中国的农业衰老了吗？我们不能不为之颤栗！

    剔除内乱外扰的因素，人口与土地，构成了左右中国粮食生产的翘翘板。从战国末期到清朝中叶，中国的耕地面积增加了8倍，但人口却增加了18倍，虽然我们的粮食单产也提高了1.8倍，但无论如何也弥补不了人口急速增长带来对粮食需求的急剧增加，因此，从唐朝以来，我国人均占有的粮食不仅没有增加，反而逐年减少，到近代，跌入了最低点。

    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的夏禹时期，我国仅有人口1355万人，到公元2年的西汉时期，也只有6000万人，直至明末清初的18世纪上半叶，我国人口也才达到1亿。从1000多万到突破1亿大关，经历了至少3800年的漫长岁月。

    但从此后人口即开始了迅速倍增。到1762年，全国人口达到2亿，27年后的1790年达到3亿。1834年达到4亿，到1949年，我国人口为5.4亿。

    在战国末期，中国拥有耕地面积0.9亿亩，比起现在的19.2亿亩虽然几乎只有一个零头，但当时只有0.2亿人口，粮食生产虽然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但由于人均粮食面积较多，人均占有的粮食仍达到460.5公斤，不但高于清代，而且还高于我们现在的水平。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一阵脸上发烧。

    以后，随着人口的大量增加，人们开始不断地开垦荒地，扩充粮田。首先是黄河流域，当时也是森林密布、草原茂盛的牧场，但很快就被逐渐开垦为耕地。汉代时司马迁将自碣石(即今河北省的昌黎)至龙门(今山西省河津禹门口)划为农牧界限，其北为牧区，其南为农区。很快的时间，农区突破农牧界限向北推移。到唐代推移至阴山以北，而至清代，更是长驱直入，除边远一些山区，林地草坡全部开垦为耕地了。

    与此同时，中国人口大量南迁，逐渐向长江流域发展。没有经过多长的时间，我国广大南方地区也几乎是人口爆满，相应的便是大量的垦荒造田。为了种田糊口，几乎到了见缝插针的地步。人口的增长，迫使人们大量开荒造田，推动和促进了中国的粮食生产。据专家推算，战国末年，我国的粮食总产为91.35亿公斤，到西汉时期增加到295.7亿公斤，唐代中晚期达到332.35亿公斤，宋代602.5亿公斤，明代726.5亿公斤，清朝中叶1134.05亿公斤。

    但是，耕地的扩大远远赶不上人口增长的步伐，这使中国的粮食占有水平进入近代便开始徘徊、甚至下滑。虽然粮食总产、单产均呈增长趋势，但人均占有粮食的数量和农业劳动力人均产粮的数量都逐渐下降。以至到清朝以后，中国人均占有原粮与农业劳动力人均产粮的水平均不及我国战国末年，那刀耕火种的落后年代。

    中国虽然号称“地大物博”，但耕地资源却相当有限。几千年来，祖祖辈辈的中国人在一片片的黄土地上刨食活命，一代一代的垦荒植粮几乎把能够开垦成耕地的全部开垦了，包括森林，包括牧场，包括湖洲。战国末期，我们只有0.9亿亩耕地，0.85亿亩粮田面积，到1949年，中国的粮食播种面积达到16.5亿亩，增加了19.4倍。而在此期间，我国的人口由0.2亿增加到了5.4亿，增长了27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