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程度上的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没有了这一观点与那一观点的碰撞，没有了这一意见与那一意见的交锋，也就没有了这一立场与那一立场的比对与接近。理论的自主创新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是个体行为。众人拾柴火焰高。只有健全的机制，保证了多个群体的不断交流、探讨、切磋、砥砺、磨合、实验、总结、反馈，才能逐步完成一个理论的创新。也只有这样形成的创新理论才能经受得起实践的检验，才能有利于我们事业的健康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坚持认为，没有争论，就没有共识。事关路线，事关大局，该争的还是得争，该论的依然得论。

    那么，这是不是违背了邓小平“不搞争论”的观点呢？邓小平确实说过：“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但邓小平同样说过：“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如果把这两段话加以完整的理解，就不难发现，邓小平反对的是决策后的无休止争论，并不反对甚至还很支持决策前的探讨和论证，因为决策后的无休止争论必将导致无所适从，什么事也干不成，而决策前的探讨和论证却是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争回来了，把“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争回来了，把“正确的政治路线”争回来了，把“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争回来了。

    从“两个凡是”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争，到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与“非特色”之争，再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争，再到中国发展的“科学”与“非科学”之争和中国崛起的“和平”与“非和平”之争，每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人都已做出并将继续做出自己的回答。然而，这并不就决定了我们每一人的回答具有泾渭分明的排他性。

    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之争是不搞“一言堂”的。

    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之争是宽容的。

    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之争是非情绪化的。

    无论谁想使自己的判断令人信服，表述时都应该冷静和不带偏见。

    现在，就让我们来冷静地对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理论吧。胡锦涛不止一次地提醒我们：“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上歧途，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以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为条件，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会丧失活力，就不能很好地坚持下去；最广大人民改造世界、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就不能对人民群众产生感召力、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胡锦涛的提醒言简意赅、语重心长。有这样的提醒和没有这样的提醒是完全不一样的。只有有了这样的提醒，我们才能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有一个全面而又深刻的理解。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结晶就是开辟、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