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按照郑必坚等人的界定，也就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作为我们国家发展的战略道路，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在中共十六大以后科学总结和继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创、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精辟分析和把握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和重大战略机遇，针对国际舆论中此起彼伏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而郑重提出的。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就曾这样说道：“中国将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然而，由于西方政治家与国际问题评论家眼中的“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崛起为超级大国的可能性比以前更大”，所以创新在和平发展进程中还就更多具有创世纪的“世界历史意义”。这正像时殷弘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若干根本条件和重要“平台”》中所说：“为了中国的和平崛起，首先要考虑我们怎么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中实现非常重大的创新。具体来说，如果我们能够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基本社会公正的全面小康社会，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法制制度，甚至逐渐形成民主法制传统，那就是我们在成为伟大强国过程中必需的基本创新。”从外部环境看，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有那么多强邻，那么多一旦不谨慎处理关系就会变得很头疼的大小邻居。中国如果要和平发展，就必须处理好这些关系。如果像中国这样面对很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的大国能够做到这一点，从而同全面改进和发展中国的军事力量一起，长期和平地维持和加强中国的基本安全，那就是实现了另一项重大的历史创新。

    显然，在这些方面，我们的学术研究反倒是“相对滞后”。既然“世界上还没有一种现成的理论，可以解释中国为什么能以和平的方式崛起”；那么，“责无旁贷”的中国学者为什么就不“应当做出新的解释”呢？我们的学术界为什么就不能通过客观、公允的研讨和充分说理的论证，“回应时代变化的挑战，积极创新，对于威胁、冲突和挑战提出更富前瞻性的理论、学说和观点，为中国对外战略和政策提供智力支撑”呢？

    还是罗援、王桂芳等中国学者的意见有道理：“我们应该看到，作为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大国，中国在现阶段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国家角色定位。对于国际上对中国崛起的关切和担忧不应回避，而应做正面、理性和积极的回应。中国需要告诉世界，中国特有的文化、思想和行为方式决定了中国的崛起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当然，国际社会真正认识中国，很大程度上要通过中国的行动和能力，而不单纯依据政策方略。反之，假使在政策上不做宣示，不仅一般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方向心存疑虑，而且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依然会从行动层面来解析‘中国威胁’。没有一个国家为了别人的反应而规避自己的战略目标，尤其在目前这样一个透明的信息社会。如果某些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无端猜忌，横加指责，中国只能姑妄听之，继续走自己的路。”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