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初期，就曾吃过本本主义的亏，就曾因为简单地、机械地、僵化地、形而上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地生搬硬套前苏联模式而给中国革命和建设造成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那么，我们就再不应该重蹈历史的覆辙。

    在中国，理论创新就是要有大无畏的勇气。古往今来，从来就不曾有过一种创新理论在其萌发之初就被芸芸众生普遍看好、一致认同。这不仅是因为创造性思想只能凭借蕴涵于其中的非创造性成分才能被人理解，而且还因为创造性思想在达到自我成熟、自我完善之前必先经过砥砺、针砭。所以那些创造性思想绝对不是也不可能是刚一喷薄、破土就已显得超凡脱俗、美不胜收。因此，创新理论的产生并在实践中的初步运用不可能一帆风顺。它那弱小的生命随时都可能被来自各个方向的反对势力所扼杀。在这个时候，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执著性就显得十分重要。在这里，丝毫的犹豫、丝毫的动摇都意味着前功尽弃。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每一次理论创新都是给“逼”出来的。这一种“逼”，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势来看，都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处于“山穷水复疑无路”的境地，而又没有别的现成经验可以“拿来”就用。这一种“逼”，是天崩地裂一般的巨大压力。正是这样一种寻常绝难承受的巨大压力激发了中国共产党人偏向悬崖攀绝峰的意志、勇气和智慧，中国共产党人方才峰回路转，绝处逢生，成功走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全新境界。

    历史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各族人民，从来就不是陈腐理论的奴隶，也从来不会被任何装腔作势的理论权威所吓倒。我们有足够的勇气、足够的智慧和足够的能力。没有这样一种勇气，没有这样一种智慧，没有这样一种能力，没有这样一种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状态，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什么和平发展道路，根本谈不上！

    当然，理论创新并不就等于打倒一切，否定一切，颠覆传统，什么都反着来。恰恰相反，理论创新就是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没有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没有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也就没有今天中国从一个在世界体系外的革命性角色，转变成为在世界体系内追求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参与性和建设性角色，也就不能如乔舒亚·库珀·雷默——《北京共识》的作者——所说，在“外国的观念、资金和创意”的“冲击”下，“精神振奋的农民不断地流向城市，一座座厂房在荒僻之地破土而出，企业家们如泉涌般释放着久被压抑的资本活力”，以至“面向一个正在全球化的和平世界敞开自己的国门，从而找到实现经济复兴之梦的一条捷径”。

    在中国，理论创新还意味着学术民主的弘扬。邓小平说过：“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提倡学术民主，就必须要有在国家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争鸣和辩论。有争鸣要比没有争鸣好。有辩论要比没有辩论好。多个声音要比一个声音好。至少可以想说就说，实话实说。至少可以兼听则明，集思广益。有利于少走弯路，少走错路。宽松的学术氛围是理论创新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要想在有效防止教条主义地对待西方学术理论的同时有效防止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得有一个环境，一个机制，一套程序，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