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旅馆房间里，打开一本平装的《圣徒字典》信手翻阅。我发现自己在看圣玛莉·科雷蒂的故事。她一八九〇年出生于意大利，十二岁时，有个年轻男子开始向她求爱。后来他企图强暴她，以死威胁她听命于他。她不肯，他便杀了她，拿刀在她身上一刺再刺。她二十四小时之后死去。

    经过八年毫无悔意的囚禁，杀她的凶手萌生忏悔之心，我读到。服刑将满二十七年时，他被释放。一九三七年圣诞节那天，他想尽办法要和玛莉的寡母并肩共领圣餐。从此以后，他一直是要求废弃死刑的人最常引用的案例。

    我永远能在那本书里找到有趣的东西。

    我到隔壁去吃晚餐，但没什么胃口。服务员说要把我吃剩的牛排打包，我告诉他不必费事。

    我绕过拐角走到阿姆斯特朗酒吧，坐在后头角落里的桌子。几天前一切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凯尔·汉尼福德礼拜二走进我的生活，而现在是礼拜六。感觉上好像远远不只这么几天。

    对我来说，一切是礼拜二才开始的，但事实上，事情的起始远早于那天。我喝着波本咖啡，心想到底能回溯到多久以前。在过去的某一点上，这一切或许就注定要发生，但我不知道那点究竟是什么时候。有那么一天，理查德·范德普尔碰到温迪·汉尼福德，这当然可以算是某种转折点，但也许他们各自的结局早在那天之前就已成定局，他们的碰面只是要促成最终的结果。也许一切要归源于更早以前——罗伯特·布洛死在朝鲜战场那天，玛格丽特·范德普尔在浴缸切开静脉的时候。

    也许是夏娃的错，谁叫她乱吃苹果，制造麻烦。让人类得到分别善恶的知识，以及经常做出错误抉择的能力。

    “请小姐喝杯酒？”

    我抬起头，是特里娜。她没穿制服，脸上的笑容在研究过我的表情后逐渐消失。“嗨，”她说，“你神游哪儿去了？”

    “内太空。”

    “想一个人静一静？”

    “刚好相反。你是不是要我请你喝一杯？”

    “刚才是有过那么个念头。”

    我招手叫来服务员，为她点了杯威士忌苏打，我也一样。她谈到前一天晚上侍候了几个阴阳怪气的顾客。我们边聊边喝，叫了好几回酒，然后她伸出一只手，指尖轻抚我的下巴尖。

    “喂”

    “啊？”

    “你神色不对，有麻烦吗？”

    “今天过得糟透了。我飞到州北部，谈了场不太愉快的话。”

    “是你前不久跟我讲过的案子？”

    “我跟你讲过？嗯，大概吧。”

    “现在想谈谈吗？”

    “或许待会儿吧。”

    “好。”

    我们坐了一会儿，没说什么话。这儿礼拜六一向很安静，今天也不例外。有两个孩子进门，走向吧台。我不认得他们。

    “马修，有什么不对吗？”

    我没回答。酒保卖给他们两盒六罐装的啤酒，他们付钱离开。我吐口气，我不知道自己刚才一直屏着气。

    “马修？”

    “只是反射动作。我以为他们要抢劫，最近神经绷得太紧。”

    “噢。”她的手覆上我的手。“天晚了。”她说。

    “是吗？”

    “有点。你陪我走回家好吗？过几个路门就到了。”

    她住在第九和第十大道之间的五十六街上，一栋崭新建筑的十楼。门房勉强抖起精神拋给她一个微笑。“我有些酒，”她告诉我，“而且我煮的咖啡绝对比吉米高明。跟我上去吧？”

    “好。”

    她的公寓是工作室，一个很大的房间，挖进一方凹室摆张窄床。她告诉我外套挂哪里，然后放了张唱片。她说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