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战争结束后，原直系的吴佩孚、孙传芳势力被一扫而空，张作霖在退回关外时被日本人炸死，奉系元气大伤，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及李宗仁的桂系则异军突起，成为主宰大局的新军阀。

    “共患难易，享富贵难”，新崛起的这四家很快便在战后的地盘分配上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原来，西北军长期局促于西北瘠苦之地，他们迫切希望向外发展，正如冯玉祥说的：“我们连个海口也没有，向国外购买一些军事装备，真是太不方便。”北伐后期，冯玉祥派鹿钟麟指挥韩复榘等部在河北击退奉军并直取平津立下汗马功劳，因而冯玉祥认为论功行赏，河北、平津理当划到西北军的名下。

    对此，阎锡山与蒋介石不以为然，阎锡山也想向外发展，这块地盘同样志在必得；蒋介石则认为西北军扩张太快，将影响到自己的领袖地位，所以要挑拨并利用冯玉祥与阎锡山之间的矛盾。搞笑的是，冯玉祥这个人一向担心别人说他争权夺利，尽管他是想拿下这块地盘的，但他又不明说，因而蒋介石趁势将河北、平津划给了阎锡山，理由是冯玉祥已经有了鲁、豫、陕、甘、宁、青六省的地盘，而阎锡山只有冀、晋、察、绥四省，应该平衡一下；再者，列强在平津两地势力深厚、关系复杂，冯玉祥性格刚直，对外交并不内行，因而交给阎锡山应付为宜。

    冯玉祥吃了个哑巴亏，但他又不便当场反对，因为在之前的一段时期，冯玉祥与蒋介石的关系搞得一团火热，蒋介石答应帮西北军解决经济上的困难，冯玉祥则公开表示了对蒋介石的拥戴。从名义上来说，蒋介石、冯玉祥两人还是刚换谱的弟兄，特别在北伐战争结束后，冯玉祥为了表达对蒋介石的拥护，甚至要在郑州为蒋介石铸造铜像（经左右劝阻未果）。

    话虽如此，兄弟之间翻脸不认人也实属正常，何况是这种“萍水弟兄”。在失去河北和平津后，冯玉祥给自己的部队讲话，说“地盘要小，军队要少，工作要好”，说白了就是对此事大发牢骚。

    紧接着，各派系又于1929年1月在南京召开全国编遣部队的会议，冯玉祥对此倒是非常积极，他提出了一个编遣准则：“强壮者编，老弱者遣；有枪者编，无枪者遣；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功绩者编，无革命功绩者遣。”按照这一准则，冯玉祥提出一个方案，即第一、第二集团军（即蒋介石、冯玉祥）各编十二个师，第三、第四集团军（即阎锡山、李宗仁）各编八个师，其他不属于各集团军的军队共编八个师。

    冯玉祥原本以为，西北军“兵员最多、素质最好、训练最精、战功最大”，理当多编几个师，但要超过蒋介石的话，也不太好，于是计划将第一、二两集团军拉平，把阎锡山、李宗仁的第三、四两集团军和其他杂牌军压低，他自以为这样就可以蒋介石、冯玉祥的团结为中心，控制其他方面……但冯玉祥的想法也未免太天真。

    作为北伐后名义上的领袖，蒋介石当然无法容忍其他派系的兵力超越或者与之平行，而阎锡山也不会被冯玉祥给轻易地打压下去，于是他也提出一个方案，那就是第一、二、三、四集团军各编十一个师，另设一个中央编遣区十一个师。这个方案实质上是要“抬蒋压冯”，因为“中央编遣区”的十一个师是由蒋介石掌握的。蒋介石对这个方案很满意，而势力最小的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见自己与冯玉祥、阎锡山平起平坐，当然也就双手赞成。

    冯玉祥见自己的方案遭到众人的反对，于是在正式开会时“称病”不再出席。有一次，冯玉祥正与部属谈话，孔祥熙突然来访，冯玉祥赶紧钻进被子，捂得大汗淋漓并假装呻吟不止。此事传出去后，得知内情的人都暗笑冯玉祥患的其实是“心病”！到后来，冯玉祥干脆离开南京，跑到豫北辉县百泉村“养病”去了。

    在蒋、冯矛盾尚未完全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