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化时，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的桂系因争夺湖南地盘而与蒋介石集团抢先翻脸，结果引发了1929年初的“蒋桂战争”。在进军之前，蒋介石以行政院长和两湖地盘为条件，拉拢冯玉祥南下夹击桂系，冯玉祥则玩起了“卞庄刺虎”的把戏，他一方面暗中许诺李宗仁出兵相助，另一方面则答应蒋介石南下进攻，实际上是坐山观虎斗，兵发迟迟，既不攻桂，也不援蒋，而是等蒋桂两败俱伤后坐收渔翁之利。

    但“蒋桂战争”的发展却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由于桂系将领李明瑞的突然倒戈，李宗仁等的军队迅速溃败，蒋军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武汉。这下，冯玉祥投机不成反弄巧成拙，非但失去了夺取武汉的时机，就连被他催促南下的手下大将韩复榘也被蒋介石暗中收买了过去。

    眼见自己的图谋被蒋介石识破，冯玉祥干脆撕下面纱，决定武装反蒋并自任护党护中国军队西北路总司令。开战之际，冯玉祥认为西北军的战线拉得太长，为防止腹背受敌，冯玉祥决定收缩兵力，放弃山东、河南地盘并将军队全部西撤，集中在豫西、陕西待命。用冯玉祥的话来说，这叫“拳头收回来之后，打起来更加有力”。

    但是，冯玉祥的一些部将并不理解这个策略，因为陕西连年荒灾，生活困苦不堪，他们之前是尝过这个苦头的，因而不愿意回到贫瘠的西北去。在蒋介石的拉拢和分化下，韩复榘、石友三及西北军的外围部队刘镇华、杨虎城、马鸿逵等部纷纷叛冯附蒋，令冯玉祥军力大损，未战而败。无奈之下，冯玉祥只好通电下野并声称入华山读书，实则是以退为进，避战自守，令蒋军失去进攻的口实。（注：韩复榘与石友三在1926年南口大战时，曾因西北军大败而短暂投靠了阎锡山，颇为西北军将领所不齿，这次投蒋也与此相关。）

    冯玉祥的下野并没有得到蒋介石的认可，其坚持冯玉祥必须离开军队、出国游历，战争方可结束，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跳出来表示愿意做个和事佬，为双方做个调停。蒋介石对此未置可否，冯玉祥则积极响应，于是阎锡山便亲赴运城将冯玉祥接到太原，并随后将之安置在自己的家乡五台县（离阎锡山的老家河边村有数里之遥）。

    在李宗仁、冯玉祥相继失败后，阎锡山的举动颇引人关注。据阎锡山手下的炮兵司令周玳回忆，阎锡山这一时期经常对手下的高级将领和幕僚纵谈国家大势，说“蒋介石虽然占据江南，但他的内部很不稳固。如汪精卫、胡汉民等恨蒋的人很多，李宗仁、白崇禧更是恨他”；又说“袁世凯是最厉害不过的，我都应付过去了，蒋介石不如袁世凯多了”；“蒋介石这个人器量狭小，排除异己，遇事操之过急，终不能成大事”；阎锡山还说“汉阳兵工厂只能制造轻武器，我们还能制造炮兵等用的重武器”（当时太原兵工厂能批量生产迫击炮和手提机关枪即冲锋枪）。阎锡山的话，隐约透露出逐鹿中原的打算。

    以阎锡山的资格，当然比冯玉祥、蒋介石、李宗仁都要老得多，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他已经当上了山西都督，时年不过三十岁。在袁世凯时期，阎锡山韬光养晦、战战兢兢，未有大的作为，直到袁世凯死后，阎锡山才真正掌握了山西的军政大权并成为地方军阀中的不倒翁。相比冯玉祥，阎锡山要更圆滑也更有心计，譬如在开编遣会议时，阎锡山提前装病，直到冯玉祥等人已经出好牌后，他才后发制人，占了很大的便宜。事后，阎锡山还得意地对手下说“我们迟来的办法做对了”，“等到他们闹成分裂之局的时候我再去，那时双方都需要我，那就好了”。

    正因为如此，阎锡山邀请冯玉祥入晋既有讨好冯玉祥的意思、也有“挟冯自重”的用意。冯玉祥到山西后，实际上是被阎锡山变相软禁了起来，而阎锡山却对外宣称要与冯玉祥偕同出洋考察，消弭战祸。蒋介石接电后大为惊异，急忙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