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一天之后，布鲁克林七十二分局的警员接到匿名报告，前往调查阿尔伯特·沃伦斯自三年前他母亲去世后所继承的一幢房子，发现沃伦斯这个二十八岁，有性犯罪及轻度攻击罪前科的失业建筑工人已死在家中，脖子上勒了一段钢琴琴弦。在同一间地下室内，他们还发现一具看似被肢解过的男性尸体。但三十六岁的雷蒙·约瑟夫·卡兰德其实还活着，他的就业历史包括曾经替毒品管制署纽约办事处担任过七个月的平民干员。警方将他送往迈蒙尼德医疗中心之后，他恢复了神志，却无法与人沟通，只能发出简单的咿呀声，两天后死亡。

    警方在沃伦斯房内及停在屋旁车库内的两辆车上，发现许多证据，强有力地证明这两名男性与布鲁克林刑事组最近正在调査的、由一人或一组连环杀人犯所犯下的数桩谋杀罪有关。关于死亡现场，警方作出几项推论，其中最具说服力的一项是，该小组仍有第三名成员，他将两名同伙杀死，然后逃亡。另一项推测，据亲眼目睹卡兰德及阅读其验伤报告的人推测，可能性较小，即卡兰德彻底丧失自制力，首先绞死他的同伴，之后再沉溺于狂乱的自我肢解冲动。不过若考虑他手、足、眼、耳及生殖器皆被切除的事实，“冲动”一词实难自圆其说。

    德鲁·卡普兰代表帕姆自卡西迪与某家全国性小报达成协议。小报得以刊登她的故事——“日落公园之狼夺去我一个乳房”，并付给她和卡普兰所谓“五位数字的高价”。经过一次趁她的律师不在场时与她的谈话，我向帕姆保证阿尔伯特和雷的确就是挟持她的人，而且第三者并不存在。“你是说雷真的这样砍了他自己？”她不敢相信。于是埃莱娜告诉她，很多事情是我们不该知道的。

    卡兰德死后差不多一星期，也就是我们去墓园之后那个星期的周末，凯南·库利在旅馆楼下打电话给我，说他在旅馆前面双行停车，我可不可以下去跟他喝杯咖啡。

    我们到转角上的火焰餐厅，在一张靠窗的桌旁坐下。“我正好到附近，”他说，“觉得我应该停下来打个招呼。看到你真高兴。”

    我也很高兴看到他。他气色很好，我跟他讲了。“嗯，我作了一个决定，”他说，“我要出国了。”

    “哦？”

    “正确地说，我要离开美国了。这几天来我解决了不少私人事务，我把房子卖了。”

    “这么快？”

    “当初我是买断的，现在卖给付得起现金的人。我卖得很便宜，新主人是韩国人，老头子跟两个儿子来签约，提了个装满钞票的塑料袋。记不记得彼得说真可惜尤里不是希腊人，否则凑钱就容易多了？老兄，他应该当韩国人的，他们做的生意哪知道什么支票、信用卡、账簿、缴税啊。所有生意全部现钞进出。我拿到现钞，他们拿到所有权证书，等到我教他们如何使用警报系统时，妈的他们就差没生小孩了。他们爱死了。尖端科技呢，老兄。他们应该爱的。”

    “你要去哪里？”

    “先去伯利兹看几个亲戚，然后去多哥。”

    “加入家族企业？”

    “看看吧。大概先做一阵子。看看我喜不喜欢，能不能住得下去。我是个布鲁克林人，你知道，从小在这里长大的。不知道离老街坊那么远，能不能混得下去。或许不到一个月，就会无聊得发疯。”

    “也可能你会很喜欢。”

    “除非自己去试一试，否则永远不可能知道，对不对？我随时都可以回来嘛。”

    “那是当然。”

    “其实现在离开不算个坏主意，”他说，“我跟你提过那笔大麻交易吧？”

    “你说你没多大信心。”

    “嗯，我临阵脱逃了。我已经投下去很多钱，但还是走人了。要是我没走人，现在你就得隔着铁窗跟我讲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