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ng衡〕税，“桁”通“航”，指浮桥。南京秦淮河上架有24座浮桥，其中丹阳、竹格、朱雀、骠骑四座浮桥对来往行人征收通过税，这就是桁税，一直征到宁康元年(公元373年)才废止。南朝的宋、齐、梁、陈都曾征过桁税。东晋、南朝时期还征过牛埭〔dai代〕税。埭指水坝，航船过坝，须用牛牵引，过往船只须缴纳一定的费用，本属使用费性质，但后来过坝船只不论是否用牛牵引，均须付费，变成一种苛征，因此称为牛埭税。

    此外，还有各种单项货物税，如东晋、南梁时的鱼税，南宋时的梓材、皮毛税(实物税)等等，不一而足。

    传统的关市之征，也十分苛重。后秦姚兴就曾“以国用不足，增关津之税，盐、竹、山、木皆有赋焉”(《晋书·姚兴载记》)。北魏孝明帝时，开征入市税：“又税市，入者人一钱，其店舍又为五等，收税有差。”(《魏书·食货志》)北齐后主高纬时也“以军国资用不足，税关市、舟车、山泽、盐铁、店肆，轻重各有差”(《北史·齐本纪下》)，以供其奢侈浪费。东晋南朝征商情形更苛重。例如，东晋时，“都(指建康)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贼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检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荻炭鱼薪之类，过津者并十分税一以入官……淮水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大市备置官司，税敛既重，时甚苦之。”(《隋书·食货志》)南朝的齐、梁还实行对市税和通行税的包征制，由官府核定某地应征税额，招人承包收缴。包税者为完成承包的税收总额并获取盈余，极力加重对商贾的征敛，商人为了转嫁税负，只得提高物价，物价上涨，必然影响商品的销量，从而影响税收数量，使包税者无法完成包税任务，不少包税者因此被抄没家资。陈朝关市税也极为繁重：“旗亭关市，税敛繁多。”而且官吏贪污中饱：“逼遏商贾，营谋私蓄。”(《陈书·宣帝纪》)到陈后主陈叔宝时，为满足其奢侈需求，更是恣意掠夺商贾：“税江税市，征取百端。”(《南史·陈本纪》)

    隋与唐初工商税很少，盐酒、矿冶、关市均不征税。安史之乱时，由于国库空虚，中央和地方都采取税商的办法以充军用。安史之乱后，各种工商杂税开始增多。唐肃宗时期(公元756—761年)还曾对富商豪贾强行举债，征课江淮、蜀汉一带大商人资产的2/10，称率贷。随后诸道大都采用这种“率贷”方式，以充军费杂用，名目日多。率贷逐渐由临时财产税，转化为营业税与通过税了。唐德宗李适〔kuo阔〕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唐实行两税法，其中规定商人向所在郡县纳税，税率为三十税一，和农民的税负要大体一致。但这只是一纸空文。两税法颁布以后，国家仍对商人千方百计进行掠夺。建中二年即“以军兴，增商税为什一”(《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即在两税法颁行不久，就开始税间架，即征收市民房屋税。每屋两架为间，上屋税2000钱，中屋税1000钱，下屋税500钱。同时征收除陌钱，凡交易所得及公私支付钱物，每贯(千钱)税50钱。税间架与除陌钱，遭到市民的强烈反对；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泾原(今甘肃泾川)兵至长安发动兵变，即以不纳间架、除陌二税号召群众，唐朝廷不得不将二税废除。两税法实行当年，唐德宗即采纳户部侍郎赵赞建议，开征内地关市税，于诸道津要都会之处，设关立卡，查征往来商人财货，每千钱税20文，竹、木、茶、漆一律什而税一。唐中后期，各地擅自于交通要路及市井津渡滥设关卡，税敛杂物及牛马猪羊之事件，不可胜纪，从而导致物价上涨，商旅日益减少。德宗建中初，还以“借商”的名义，强征富商钱财，答应兵罢后用公款偿还，实际上是借而不还。借钱令一下，官吏像强盗一样，强取民财，激起民愤，长安市民罢市，百姓相率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