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成就不在体制内的存量，而在体制外的增量。

    他论述说，从中国改革的实际情况看，在国有经济的范围内，15年来基本上只作了一些小的修补，而没有根本性的变革。以国有企业改革而论，从放权让利到实行承包制，都是在计划经济为主体框架的条件下进行的改良，而事实上，其改革到1981年就已经停滞下来了。但是，中国经济成长的成就却是举世公认的，原因何在？秘密在于体制之外。我们在国有经济改革停顿不前的情况下，没有吊死在一棵树上，而是把改革的主要战场转移到了非国有经济，即农村和涉外经济方面：一个农村改革，一个对外开放，构成了1980年之后到1993年前后中国改革的特点。

    在经济理论上，吴敬琏认为《短缺经济学》的作者、哈佛大学和布达佩斯高等研究院的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提出了一个“更能触及事物本质的理论框架”。科尔内论述说，就纯粹的形态而言，“后社会主义”的转型有两种基本的战略，其中“战略A”，或称有机发展战略，把最重要的任务确定为创造有利条件，使私有部门得以从下而上地生长起来；“战略B”，或称加速私有化战略，则把最重要的任务确定为尽可能快地通过国有企业私有化消灭国有制。中欧和东欧各国的转型经济表明，“战略A”由于能够促进资本积累、培育企业家阶层和加速市场制度的形成，是一种较为有效的转型战略；而“战略B”却由于无法做到这一切而不能提高效率，弄得不好还会形成被一小撮寡头控制的无规则的市场，贻害无穷。

    吴敬琏认为，中国前15年改革的本质近似科尔内提出的“战略A”，他据此分析说：“如果对科尔内的区分标准稍作变通，从着重非国有企业成长，还是着重国有企业改造来分析问题，这一理论框架完全可以用来分析中国改革战略演变。例如，80年代初期的农村承包制催生了几千万个农民的家庭农场，把中国农民天生的企业家精神解放出来；随之而来像雨后春笋般的乡镇企业和私有企业开拓了市场，培育出大批企业家，产生了对于建立有序市场的强烈要求，从而支持国有企业改革走向深入。”

    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他进而还比较了中国与前苏联及东欧各国的改革路径差异。以经济改革最激进的国家匈牙利为例，它从1968年开始改革，一开始两年情况还不错，到1972年前后就遇到了困难，经济秩序混乱，财政赤字增加，通货膨胀出现，以后改革在国有部门中进进退退，一直没能找到出路。东欧的其他各国，如南斯拉夫、波兰等情况完全类似，改革的主要对象是作为国民经济主体的国有经济，而改革过程中，整个国民经济又要靠它来支撑，这就好比一架旧汽车，既要对它大拆大卸，更新改进，同时又要用它代步，这当然是做不到的。中国与之最大的不同正在于，国有经济虽然是老牛破车，但并不急于对它大拆大卸，而是做一点小的改善，让它继续走着，与此同时，在它之外打造新车。

    吴敬琏之所以坚持用“增量改革”，而不是“渐进改革”来描述中国前期改革战略的特点，要义有二。

    其一，以此突出展现中国改革的体制特征，设定改革的对象与边界——日后我们将看到，“改革”一词的宽泛化、对象模糊及被特殊利益集团所利用，的确成为困扰中国现代化进步的一大病症。

    其二，明确地指出了未来改革的主要战场。他认为，增量改革尽管成效显著，但是也有明显的缺点，因为经济体制是一部配置资源的机器，长期在体制外打“外围战”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国有部门的财务状况日益恶化，国企职工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二是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压力经常存在，不时爆发；三是双重体制并存使腐败的滋生有一个非常大的体制基础；四是新旧体制采取的政策不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