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吴敬琏越到后来越认识到，增量改革长期持续必将造成“双轨制－寻租基础扩大－权贵资本主义”的衍生轨迹，他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一书中描述说：“问题的症结在于，在‘体制外改革优先’的战略下，经济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货币化了，可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居于统治地位的行政权力仍然干预市场交易；改革使独立企业得以建立，然而相当大部分的资源，如生产资料、土地、投资和信贷资源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用行政方法加以分配。这样，它就把整个经济变成寻租活动的巨大温床。”

    由上所述，吴敬琏回到了自己的那个著名的结论：中国改革必须从此走整体改革的路径。由“增量改革”到“整体改革”，实际上蕴含着这样的一个宣示：应把改革的对象与重点放在体制之内，使之与蓬勃发展中的、市场化的体制外力量形成制度性的匹配。

    吴敬琏的这一主张并不为所有的人所接受。他回忆说：“直到1993年下半年准备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时，决议起草小组专题调查组的一份报告还认为，过去改革搞得好，是因为采取了‘整体渐进，阶段突破’的方针，今后仍然应当坚持这样的方针。到全会决议的文件中，才改成后来的提法：‘整体推进，重点突破’。”

    1993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的改革战略，不只在边缘地带进攻，而且要在国有部门打攻坚战，确保在20世纪末以前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日后的史家认为，这一《决定》，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所形成的关于经济改革的《决定》以及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具有相当的延续性，是改革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3个“三中全会”，成为前15年中国改革的一个传奇。

    从1994年开始，改革在各个领域整体推进——

    建立新的财政税收体制：将沿用多年的财政包干制改造为新的分税制，从而改造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及税收关系，中央集权在宏观经济意义上重新确立。

    启动金融——银行体系的改革：建立了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体制，开始推进现有国有专业银行的商业化经营和商业银行的多元化，相继组建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信贷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银行。

    进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宣布取消双重汇率制，自1994年1月1日起，两种汇率实行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定为8.72元兑1美元，比之前的官方汇率5.7元贬值33%。

    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1994年7月1日，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中国企业步入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规范化管理的时期。

    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

    这些新政策及新制度的相继推出，让中国改革和经济面貌出现了前所未见的格局。日后，吴敬琏在自己撰写的大学教科书《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中也以此分界，认定1979年到1993年的中国改革为“增量改革”时期，而之后则进入到了“整体改革”的新阶段。

    也正是从1994年开始，中国宏观经济驶上了一条高速、健康成长的道路，由此创造了连续13年没有爆发通货膨胀、年均GDP增长高达9%的经济奇迹，这段时期堪称新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黄金时间”，也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