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四口人住在大筒子楼14平方米的房间里，房里的全部家当是：爸爸妈妈的双人床，我和妹妹的上下铺，一张书桌，一张饭桌，两张桌子间夹着钢琴，铺边一只五屉柜，两只木凳，两只折叠凳，一把椅子和一个小马扎。1976年后，我和妹妹开始学习文化啦！那对我们倒不一定是什么值得兴奋的事，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从那时起，每天放学回家后就“霸占”了家里的两张桌子。爸爸写作的固定位置是双人床的床沿，他在床上垫了一块三合板做的象棋棋盘，稿纸放在上面，人半蹲半坐在马扎上，勾着头在那里，写出了一批按当时的标准来讲很有深度的文章，也写出了严重的颈椎病。奶奶最心疼他，当时就跟我说：“你爸爸整天在那儿爬格子，脖子都快要爬断了。”

    即便研究的条件是如此的狼狈，不过，“在床沿边写作”的吴敬琏仍然表现出了超出时代的勇气和学术能力。从现存的文字资料可见，从一开始，吴敬琏就在两个方向上思考和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一是经济体制的变革，一是社会体制的变革，前者属于技术层面，后者则带有更强的思想和哲学意义，而这一风格无疑受到了顾准的影响。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不久，决定组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胡乔木和于光远从全院征调了三个不同业务方向的骨干进行前期的筹备，其中包括哲学研究所的邢贲思（后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丁守和（后任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和经济研究所的吴敬琏。在一次理论座谈会上，吴敬琏和周叔莲以《“四人帮”的封建实质》为题进行了发言。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出了很大的毛病，主要问题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复活，“四人帮”在中国的出现，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必须从国民性的高度进行反思。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封建专制历史的集权国家，农业社会主义意识根深蒂固，如果未经彻底的改造并接受现代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一有机会，就可能歪曲和丑化社会主义理想，演变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批判过的“封建社会主义”，他们的这个发言，得到了与会者和社科院领导的好评。

    1979年1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理论务虚会，这是“四人帮”被打倒后，中国理论界的第一次盛会，几乎所有重要的理论家都受邀赴会。在这次会议上，吴敬琏做了一个长篇发言，讲述他过去几年对大寨的观察与思考，对种种虚假现象进行了切实的揭露。他的发言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在如此高端的会议上掀开大寨的“盖子”。

    事实也是，中央的理论务虚会是和各省的理论务虚会结合进行的，当北京的务虚会上揭发大赛问题的消息传到太原，山西的务虚会马上开了锅。当时陈永贵仍在副总理的位子上，很多人替吴敬琏捏一把汗。在晚年的口述史中，吴敬琏说，“我当时并不担心，因为，大寨问题的‘盖子’迟早会揭开”。

    还有一次，那是在1981年，吴敬琏去南京调研，当地官员邀请他参观在天王府旧址举办的一场太平天国展览，一路看下去，让他非常惊心。第二天，金陵大学的老同学请他在南京大学礼堂做一场报告，他由前日的参观即兴说起，太平天国起事是以“平等”相号召，但是建国之后却严分尊卑，清军包围南京时，城内饥民无穷，局势空前严峻，天国却还建起了100多个王府，王爷们在那里穷奢极欲。他因此推论说，农业社会主义发展下去一定就是封建社会主义。

    他的这番言论很快惹出一场不大不小的麻烦。回北京后，他写了一篇题为《科学社会主义同非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文章，说：“共产党长期在农村环境中从事打土豪、分田地的民主革命斗争，同时，党的队伍中有相当数量的农民成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