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很容易把平均主义混同于社会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再发生‘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等‘左’的偏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农业社会主义和封建主义总是互为表里。”这篇文章投给了《经济研究》。

    1981年第4期的《经济研究》杂志在印刷厂里刚刚印出来，从社会科学院院部就传来了南京方面“出事”的消息。原来南大两位教员写了一篇批判农业社会主义的文章，刊登在《南京大学学报》上，结果受到北京的严厉批判，学报主编因此被撤职。据南大的两位作者交待，他们写那篇稿子，是受到了吴在南大礼堂讲演的影响。一天，经济所一位副所长找吴敬琏谈话：一是院里要销毁这一期的《经济研究》，二是劝他写一篇文章参加对南大学报文章的批判。吴的回答是，“销毁是杂志社的权利，我没法干涉，写文章批判，不能从命”。这件事就尴尬地拧在那里了，最后还是所长许涤新坚持说，杂志已经印出来了，销毁掉要浪费上万块钱，下不为例吧。就这样，这场风波才不了了之。

    在口述史中，吴敬琏回顾改革初期的研究工作时说，当时，他对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的双向思考是并行的，甚至对后者的思考更多一点。然而，由于经济改革的举步维艰，众多现实的、技术性问题层出不穷，让他以及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们都把精力渐渐放到了前者身上，关于专制主义与封建社会主义的讨论基本上就停滞了。而从意识形态的层面来看，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一度是新执政者在清算“四人帮”时最重要的理论武器，而一旦任务完成，便被束之高阁。中国的国民性中有一个十分重大的缺陷，那就是，当人们反抗一个暴政时，往往以推翻它为成功的终点，却很少从制度上去思考和设计，如何防止它再度发生，这便造成了国家悲剧的循环式重演。

    吴敬琏再次慎重地回到这个话题，已是在20多年后的2001年了。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