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阿蕊看到与她竞争的女流俳人的杂咏成绩比她出色时，就会烦闷不已。要是凑巧那个作家很有钱，她就会开始怀疑对方是不是暗地里使了什么手段讨好老师。有钱能使鬼推磨，穷人不管再怎么认真，碰上对手到处撒钱还是没辙——这成了阿蕊的口头禅。

    阿蕊曾看过一本介绍梅堂的书，得知他以前曾患脑溢血，此后就格外小心。阿蕊从此担心得坐立不安，她觉得如果梅堂一死，自己也没有俳句生命可言了。

    昭和三年（一九二八）或四年（一九二九）的秋天，阿蕊频频拎着布袋徒步出门，回来时袋中装满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菊花。她把花铺在缘廊阴干，就算是大朵的，一旦阴干也会萎缩。之后她把干掉的花朵装进另一个布袋以免香气散逸，然后继续摘更多的花阴干。圭助问她要做什么。“我要做个菊花枕送给老师。”她说，“听说枕这样的枕头可以长命百岁，陶渊明的诗中好像也提到过。”

    她解释说那个塞满菊花的枕头长一尺二寸，枕的时候要叠放在普通枕头上。（最近，有人告诉我陶渊明并未写过关于菊枕的诗，倒是《澄怀录》⑦中有“秋采甘菊花，贮以布囊，作枕用，能清头目，去邪秽”的记载。）

    阿蕊费时多日，仔细做成菊枕，欣喜之余，咏了几首关于菊花的俳句。

    那三首俳句，至今仍被视为阿蕊的代表作。

    然后，阿蕊宣称要带着这个枕头再次前往片濑，她说寄送无法表达诚意。

    深知她一旦说出口就没有商量余地的圭助无奈之下只好再次设法筹钱。那时，阿蕊虽有一笔教授俳句的收入，但那当然是杯水车薪。圭助再次向家乡借钱，兄长不太情愿地寄了钱过来。阿蕊小心翼翼地捧着枕头上京去了。

    这次她又在巴城家寄住了十天左右，但失望而归。经过是这样的：

    阿蕊前往位于片濑的梅堂草庵面见梅堂，呈上菊枕。梅堂并未如她期待中的那么高兴，只是简单地道了个谢。站在他的立场，想必是因为还有其他弟子在场，必须顾及为师的尊严吧。阿蕊却大感意外，她觉得自己细心采集了这么多菊花，厚颜向人借钱千里迢迢从九州送来，这番辛苦却一点也没得到梅堂的肯定。再看看四周，也没有任何人为枕头说句好话，她满心不是滋味地从梅堂面前告退。

    翌日，在武藏野有一场吟行活动，加上阿蕊在内总共聚集了五十人，可谓热闹非凡。

    阿蕊本以为梅堂会对自己青睐有加，特地到他面前打招呼，梅堂却仅点了个头，又立刻继续和周遭人闲聊，似乎未把阿蕊放在眼里。阿蕊再次感到被冷落，这扰乱了她的心情，使她写不出好句子，公开讲评时甚至不好意思报上姓名。成绩自然也不理想，这令她更加心慌意乱。

    第三天有一场俳句会，也同样无人理睬她。阿蕊原本暗怀自负，以为只要是与俳句有关的人应该都听过她的名字，没想到竟大失所望。她觉得大家的眼神似乎都在嘲笑她这个乡巴佬。想到这里，仿佛自己的装扮也变得粗俗不堪，在其他人面前相形见绌了。

    梅堂身边的弟子，整体而言，不是在社会上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就是家境极为富裕。

    阿蕊想起常有人抨击必须有钱有势才能在《波斯菊》出人头地，再想到自己身为乡下穷教师之妻的卑微身份，羞耻与愤恨更甚，久久激荡于心头。

    毫无疑问，那晚的俳句会她的成绩也不好。那天夜里，阿蕊翻来覆去难以成眠，就这么郁闷终夜。翌晨，巴城夫妇问起阿蕊的满眼血丝，她才吐露出这几天的愤懑与苦恼。

    巴城对阿蕊的自负心之强暗自惊诧，当下先设法劝慰，旋即偷偷打电话到片濑，拜托梅堂下次如果见到阿蕊务必好好开导，梅堂只是无奈地在电话彼端苦笑。

    那天午后，阿蕊又去了片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