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什么好吃的，都是把做鱼浆剩下的臭鱼拿来煮，还把大家吃剩的骨头拿来熬汤。”我说。

    原本笑眯眯的父亲听到这里果然脸色一暗。“阿爸，你什么时候才要回家？”我问。

    “嗯，等再过几天就回去了，你要乖乖的，听阿母的话啊！”父亲如此嘱咐我。

    父亲离家后，麻糬店也开不下去了。母亲去附近的鱼板店当临时工，虽然是那里的老板娘见母亲处境可怜，主动叫她去的。但卖麻糬时至少能与邻居平起平坐，一旦成了人家的临时工，撇开老板娘不说，整户人家都几乎把她当成女佣，而我当然就是女佣的拖油瓶、小包袱。鱼板店一家人丁兴旺，有两个二十几岁的男孩，他们总是对我报以白眼，连话都不屑对我说。一起坐在餐桌上时，脸颊瘦削的老板总是不悦地望着我，儿子们则翻着白眼瞪我。鱼身上好吃的部分当然是他们吃，母亲和我拿到的总是做鱼浆用的死鱼烂虾。

    那家人把红烧鱼的鱼肉吃完后，还要连骨头一起再放进锅里熬汤，节俭得要命，所以母亲和我自然成了他们的累赘。

    母亲在忍无可忍之下终于辞去鱼板店的临时工，在联队前摆摊卖起红豆饼。这是她第一次做红豆饼，不是面糊调得太稀，就是烤不出诱人的金黄色。饼皮总是看起来白白的，母亲为此伤透了脑筋。母亲在过去曾光顾过的米店、铁铺、蒟蒻店、甜点屋、杂货店和药店一字排开的路旁摆摊卖起红豆饼，那时真是被逼到了绝路，她索性鼓起勇气，不顾面子了。就在兵营前成排的法国梧桐树下，梳着圆髻、绑着三角头巾的母亲，面对卖不出去的红豆饼，低头叼着烟管，坐在装橘子的纸箱上发愣。法国梧桐的叶子飘落在她的三角头巾上。

    不久后，我们就和返家的父亲及祖母一起搬到小仓去了。

    祖母阿金晚年的最后一段日子，不是在小仓的染坊町度过的，而是在中岛路。

    那里不像之前住在河边，有造纸厂的污水流过，而是从香春口这个地方到陆军桥一带的主要通衝。“咱们在染坊町的餐饮店经营不下去了，只好沦落到这块贫民区。”父亲在那里开过餐饮店，但早已了无踪迹。

    那个家的正门对着大马路，背后是凹陷的低地，因此有一间四叠半的房间特别低矮，那里就是祖母阿金起居坐卧之处。

    过了八十岁以后，她的身体便不听使唤，连为了讨好母亲自告奋勇地说一句“阿谷，要不要削牛蒡”的力气也没有了，整天在那间低矮的房间里东摸西摸。幸好还有力气自己上厕所，她总是走上四层楼梯，再沿着和室墙边走到尽头，再打开厕所的门。

    “阿清啊，给你点零用钱吧。”说着，就塞给我五毛铜板。那不是从钱包拿出来的，她总是从后门走出去，不知去了哪里，回来之后才给我钱。附近不可能有地方借钱，所以她应该是不想让我看见她的钱包。但就连这个举动她也渐渐做不来了。

    有一次，祖母开始抱怨视力模糊。“阿谷，帮我叫眼科医生来好吗？”她恳求道。

    结果来的不是眼科医生，而是一名内科医生。医生用手电筒检查过她的双眼后，告诉她：“老奶奶，您放心，年纪大了自然会视力模糊。”医生临走时，小声对母亲说：“这是年老体衰，视力逐渐衰弱，所以无药可医。”并且宣告祖母很快就会失明。我想那应该是因为营养失调。

    祖母的眼睛完全看不见以后，有一阵子还是自己点眼药。她把药放在怀中，用手摸索着点药，我如果从旁协助，她就会非常开心，再次表示“阿清，我就算死了也会守住（守护）你的”。

    母亲看祖母摸索着上厕所，这举动实在太危险，只好带着她去。可母亲还要照顾餐饮店的生意，有客人上门时实在分不开身。这时候，祖母就会窸窸窣窣地边爬边用手摸索着上厕所，她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