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还发生过这样的事。

    父亲去批发店用现金买做豆沙馅用的砂糖，回来后母亲一秤，发现分量不够。在母亲的催促下，父亲气呼呼地跑去找批发店理论，当时念小学四年级的我也跟去了。似乎正在吃晚餐的批发店老板从里面走出来，一听到父亲站在门口激烈抗议，遂拉下脸来毫不客气地反击。

    “既然斤两不足，你买的时候为什么不当场说，东西都拿回去了才来找我抱怨那怎么行！”老板如此驳斥。

    父亲也顶回去说：“我是信任你们，连秤也没检查就付了钱拿回去。”

    不是我要唱反调，但虽说分量不够，其实也差不了多少。而且父亲又是经常光顾的熟客，如果他肯好好讲话，老板说不定早就乖乖补上不足的分量了。可父亲打从一进门就摆出抗议的口吻，而且还动不动就搬出法律名词，也难怪老板会气得跟他针锋相对。最后，父亲变得畏畏缩缩，默默盯着对方看了一会儿，突然眉开眼笑地说：“您在享用御酒呀？”对方听了一脸莫名其妙，“啊”地反问，因为一时没听懂御酒指的就是酒。到头来，父亲还是投降撤退了。

    平时父亲也爱用汉字，他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那时的小学会教简单的汉字，加上他出社会后好像也有自学。法律用语和汉字，再加上“政治知识”，就是他用来自我满足的知识分子意识。

    父亲去砂糖批发店兴师问罪时，会用那种字眼耀武扬威其实是有原因的。我们住在下关时，他时常因为担任代理债权人，替别人讨回借款而出人法院。因此，他总是穿着整套丝质和服、打扮体面，挺着个肥肚腩，看起来气势汹汹的。他处理的都是拖欠已久的债务，当然得先给对方一个下马威。会那样去砂糖店兴师问罪，就是来自那段经验。然而，正如他没能从砂糖店要回分毫补贴一样，在下关的讨债工作也以失败告终。像父亲这种好好先生不可能胜任这种工作。

    我在旦过市场前面下了出租车，神岳川边已经变成路面宽敞的和平路，不过旁边仍留有昔日天神桥濒临倾颓的旧貌。父亲辞去在兵库屋看管鞋子的工作后，曾在这里冒着寒冷河风叫卖盐渍鲑鱼和鳟鱼。不只在桥上叫卖，他也打算在自家贩卖，所以还在门口贴了一张“售鲑”的纸条。父亲写这个“招牌”时，一时想不起鲑字怎么写，当时念小四的我用拼音写出“SAKE”教他，父亲一看就笑了，说这样写人家会以为是可以喝一杯的“酒⑨”我当时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但就算在和临时工宿舍没两样的破房子门口贴出这种纸条，也不可能有人来买鲑鱼。

    从旦过市场中途右转，就来到染坊町一丁目。我朝左方且看且走，找到那间两层楼的酒吧。父亲收掉十四联队下方的路边摊后，就搬来这里开起了餐饮店。

    向来没出息的父亲为何能够一步登天，在这种繁华市区一隅开起餐饮店？我到现在还是想不透。也许是旦过市场的某个鱼贩出资赞助的吧。起先这家餐饮店生意好得不得了，一楼摆满西式桌椅，二楼有两间和室包厢。生意会那么兴隆，是因为雇了能干的女服务生专门伺候包厢客人。

    祖母和我在附近的家具行二楼租了一个房间，邻近有两三户商家都是做豆腐皮的，我那时已经十八岁了。从十六岁起，我就在川北电力小仓分所做工。

    祖母阿金和我睡在家具行二楼，但我白天都在外面工作，祖母则去餐饮店打杂。她扎起袖子煮饭、洗碗盘，还要洗衣服。当时祖母的背已经相当驼了，但她毫无怨言，依旧转来转去地忙着。闲下来时还会主动问：“阿谷，要不要剥（削）牛蒡？”削牛蒡也是她的工作之一，削好了用来做简单的下酒菜或豆皮寿司。

    睡前，祖母会先去附近澡堂好好泡个澡，回来时总是把手撑在腰后，一边捶打一边嚷着腰痛。那年她已年近八十，泡过澡后脸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