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考菲尔丁一生的时候，从自己匆匆浏览过的有限材料中，我被一种奇特的情感所震慑。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很少有作家能像他那样把自身投入到作品当中，当你阅读他的小说时，会领略到一种只有同自己的多年至交爱人。爱情（不是感情，这是两回事）植根于性，但也存在没有爱情的性欲。如果对此矢口否认，只能算是虚伪或无知。性欲是一种动物本能，跟口渴或饥饿一样，没什么可羞耻的，也没有理由不去满足它。如果说菲尔丁喜欢性的快感，有一点淫乱，他也不比多数男人严重到哪儿去。跟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他对自己的罪过（如果算是罪过的话）感到悔恨，而一旦机会出现，照样再犯。他性子虽急，但心肠很好、慷慨大度，到了堕落的年纪却依旧诚实，他还是一个充满深情的丈夫和父亲，为人勇敢而真实，对朋友很重感情，朋友们也对他十分忠诚、至死不渝。尽管对他人的过错十分宽容，但他痛恨野蛮粗暴和两面三刀。他没有被成功冲昏头脑，只要有一双鹧鸪和一瓶葡萄酒，就能坚强地承受不幸。他欢欣愉快地对待生命，充分地享受生活。实际上，他酷似自己笔下的汤姆·琼斯，跟比利·布斯也有几分相似。他是个很正派的人。

    不过我可得告诉读者，本人对亨利·菲尔丁的描绘，跟彭布罗克学院院长在其不朽著作（我常常参考此书并从中获取了大量有用的信息）中的描述并不完全相符。“直到最近几年，”他写道，“在大众想象中十分盛行的菲尔丁形象，是一个才华横溢、具有所谓‘善良心地’和诸多优秀品质的人，实则寻欢作乐、不负责任，做一些让人遗憾的傻事，即使说不上什么严重的恶行，也绝非清清白白。”他竭尽全力让自己的读者相信，菲尔丁是个十足的恶人。

    但是达顿博士予以反驳的这种观念，在菲尔丁的生前却非常流行，持这种观点的都是跟他很熟的人。诚然，在其所处的时代，他受到了政敌和文敌的猛烈攻击，而且控诉他的罪名很可能过于夸大，然而想要使控诉具有破坏力，必须听上去可信才行。举个例子来说，已故的斯塔福·克里普斯爵士就有众多仇敌，这些人急于污蔑爵士，说他吃里爬外、背叛自己的阶级，可是他们从未想过要骂他是个淫棍和酒鬼，因为此公可是出了名的品德高尚、生活检点，这样做只能令他们更为愚蠢。同样道理，围绕知名人士的传言或许并不属实，除非听起来似乎有理，否则实不可信。阿瑟·墨菲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为了交纳税收，菲尔丁先从出版商那里要了一笔预付款，当他把钱带回家的时候，碰见一个比自己处境还要惨的朋友，于是便把钱给了对方，等收税员上门的时候，他给人家留了这样一句话：“友情需要钱款，并得之而去；请收税员下次登门再取。”达顿博士表示，这一传闻并不真实，可即使这是编造出来的，也是因为它的确可信。有人批评菲尔丁挥霍无度，可能确实如此，这也跟他凡事满不在乎、热情奔放、待人友好、喜欢交际、不把钱放在心上有关。他因此常常不堪“债主和法警”的困扰；毫无疑问，当他在钱财上束手无策时，就向朋友伸手求救，他们也都解囊相助。其中也包括心地高尚的埃德蒙·伯克。作为一名剧作家，菲尔丁已在戏剧界混迹多年，在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人们都不会把剧院看作是培养年轻人严谨克制的好地方。安妮·奥德菲尔德（正是凭借其影响，亨利·菲尔丁的第一部戏才得以上演）被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可是由于她曾被两位上层人士包养，还生了两个私生子，所以为其树碑致敬的要求遭到否决。如果她不关照像当时亨利·菲尔丁这样相貌英俊的年轻人，那才叫怪呢；而且他身无分文，如果她动用保护人给自己的部分资金帮助菲尔丁，也不足为奇。而他之所以答应，可能是由于贫穷而非出于自愿。如果说他在青年时代喜欢通奸的话，他也跟当时（包括今天）那些有机会、有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