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尔丁生就是个绅士，其父是索尔兹伯里教士约翰·菲尔丁的第三子，而约翰又是德斯蒙德伯爵的第五子。德斯蒙德家是登比家族较为年轻的一支，该家族自诩为哈布斯堡皇室的后裔。吉本，就是写《罗马帝国兴衰史》的那个吉本，在其自传中写道：“查理五世的后人或许会不承认他们的英国兄弟，但《汤姆·琼斯》这部描写人类生活的精美罗曼史，将会比埃斯科里亚尔的宫殿、比奥地利王室的鹰徽更加具有生命力。”此话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只可惜这些豪门贵族的断言已被证实并无根据。他们把自己的姓氏写成了费尔丁，关于此事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说是当时的英国纹章院院长询问亨利·菲尔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是这样回答的：“我只能猜测，这是因为我们家这一支比爵爷您家的那一支早学会写字的缘故。”
菲尔丁的父亲参军后在马尔伯勒手下服役，“表现英勇，享有美誉”。他娶了英国高等法院法官亨利·古尔德爵士的女儿萨拉为妻；而我们的作家就是于1707年在这位法官的乡间宅第，即邻近格拉斯顿伯里的夏普汉姆园诞生的。两三年之后，添了两个孩子（都是女儿）的菲尔丁夫妇搬到了多塞特郡的东斯托尔，在那儿又生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菲尔丁太太于1718年去世，第二年，亨利进了伊顿公学。他在那里交了好几个值得钦佩的朋友，假如他不离开的话，如亚瑟·墨菲所言，“精通希腊作家和早期拉丁古典大师”的他一定会真心爱上古典学术。在他生命后期贫病交加的时候，亨利从阅读西塞罗的《安慰》中获得了慰藉；临终前不久，他乘船远赴里斯本，随身就带着一卷柏拉图的著作。
他在离开伊顿后并未接着上大学，而是在索尔兹伯里同他的外祖母古尔德夫人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当时古尔德法官已经去世；根据达顿博士的说法，菲尔丁在那儿阅读了法律以及各种五花八门的书籍。他当时是个帅气的小伙子，超过六英尺高，强健又有魅力，双眼深陷，高高的鼻梁，薄薄的上唇有点玩世不恭地撇着，下巴坚硬而突出。他那褐色的头发拳曲着，牙齿洁白而整齐。十八岁的他，就已经能看出后来的样子了。他当时正好住在莱姆雷吉斯，身边跟着个可靠的用人，这家伙愿为自己的主人“赴汤蹈火”，菲尔丁爱上了一位萨拉·安德鲁斯小姐，她长相漂亮，再加上家财丰厚，更是平添魅力，他谋划着拐走人家，如果必要的话甚至不惜强夺。事情败露后，这位年轻女士被匆匆送走，平安地嫁给了一位更合适的求婚者。而就我们所知，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菲尔丁住在伦敦，靠着外祖母补助的钱在城里尽情享乐，出身名门、相貌英俊、风度翩翩的年轻人都是如此。1728年，凭借着表姐玛丽·沃尔雷蒙塔古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