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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汪精卫渐露叛意,陈嘉庚苦劝之,汪不听。某次,汪主持参议会,陈嘉庚拍电报提交议案,该议案简单明了:“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卖国贼。”时恰是汪精卫宣读此案,不禁面白如纸,神色甚不安。此议案当即获得通过,且精简为十一字——“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次日,邹韬奋发表题为“来宾放炮”的文章,评论道:“此寥寥十一字,纵数万字亦所不及,实乃古今中外最伟大之议案。”

    李鸿章搭乘美轮回国,到达日本横滨港需要换船。因李鸿章当年离开马关的时候曾表示“终生不履日地”,现在又有了《中俄密约》,让他痛恨起日本人更有底气了。换船必须先上码头,但是为了不让自己的肉体与日本国土发生一丝关系,李鸿章无论如何也不上岸。侍从们只好在美轮和招商局的轮船之间搭起一块跳板,冒着掉到海里的危险将他扶上船。

    容闳家贫,在别人资助下才接受了启蒙教育,后随美国友人到美学习,交付不起学费时,学校向他提条件,要他毕业后从事传教活动,他拒绝说:“我是中国人,我应择最有益中国者为之。”毕业后,他又谢绝友人的挽留,回到国内,他说:“我要以西方之学习,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陈独秀不同意无条件的爱国主义,他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增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家,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又说:“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何居?”

    赵元任曾对西方人说:“我们中国人也得在现代过人的日子,我们不能一辈子穿了人种学博物馆的衣服,预备你们来参观。”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许多留学生踊跃入盟。谷思慎担任山西分会负责人,阎锡山是同盟会争取的对象。阎入盟前曾问谷:“你是官宦子弟,何患得不到一官半职,为什么要参加同盟会,另谋出路呢?”谷思慎回答说:“我不是为个人谋出路,而是为中华民族谋出路。”

    蒋梦麟小时曾作文让日文教师中川指教,里面提到“中日同文同种”的话,但他的日文老师笔下绝不留情,中川随笔批道:“不对,不对,中日两国并非同种,你的国将被列强瓜分,可怜,可怜!”当天晚上,小蒋梦麟为国家的前途流泪不已。

    宋教仁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政,抱家国之志,十分刻苦,终致劬劳成疾。他忧怀国事,常伏枕啜泣,曾被日本同学看到,为之讶异,宋说:“为吾祖国事,君何能知?”

    鲁迅说:“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

    日占台湾期间,推行其皇民化政策,禁止台湾人使用汉文、台语。连横则在台专卖汉文书籍,以激励民气。他还把独生子连震东送回大陆,对人说:“弟仅此子,不愿其永居异域,长为化外之民。”

    日本强占胶济铁路,康有为的女婿罗昌时任外交交涉员,他义无反顾地只身站在铁轨间,对某日本军官说:“除非从我身上碾过,否则休想前进一步!”日军行进因此受阻。

    北平沦陷后,有人向马幼渔求字,他说:“如今国土沦陷,我忍辱偷生,绝不能写。将来国土光复,我一定报答你,叫我写什么我写什么,叫我写多少我写多少!”他闭门读书,足不出户,数年如一日,只可惜在抗战胜利前夕病逝。

    程德全曾在黑龙江协助办理外交事宜,当时俄国修筑北满铁路,在未知会中国官方的情况下,准备将火车开入中国。程德全便穿好官服,横卧在铁轨上,安静地等待火车的到来。俄国人为之气馁,于是停止开入火车。

    1943年2月18日,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了极其成功的演说,成功宣传了中国军民独立抗战的伟大精神,虽为求援却正大光明,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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