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在《少数人的责任》一文中说：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治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只要有几个人有百折不回的决心，拔山蹈海的勇气，不但有知识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业，风气一开，精神就要一变。只要有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努力。

    慈禧本不厌恶新法，她曾读过康有为的《波兰分灭记》，并为之十分感动。但变法事业日益演变成帝后之争，犯了政治家的大忌讳，政变于是不可避免。事后慈禧说：“康有为要变法，为什么不找我？”

    李鸿章签约割地太多，民怨沸腾，他的侄女婿蒯光典为他辩护道：“西欧诸国，割地卖地是寻常之事，如法国卖米西西比河七省予美国，俄国售阿拉司加予美国，德国割让来因河予法国至普法之战又收回之。国家能自强，则能收复失地；若不求自立，虽有土地，也必被瓜分。”

    俾斯麦委婉地表示李鸿章只会打内战，李鸿章喟然长叹：“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

    李鸿章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

    王闿运讲帝王之学，“以经学为基础，以史学为主干，以先秦诸子为枝，以汉魏诗文为叶，通孔孟之道，达孙吴之机，上知天文，下晓地理，集古往今来一切真才实学于一身，然后登名山大川以恢宏气概，访民间疾苦以充实胸臆，结天下豪杰以为援助，联王公贵族以通声息……斯时方具备办大事的才能。再然后，或从容取功名，由仕途出身，厕身廊庙，献大计以动九重，发宏论以达天听，参知政事，辅佐天子，做一代贤相，建千秋伟业；或冷眼旁观朝野，寻觅非常之人，出奇谋，书妙策，乘天时，据地利，收人心，合众力，干一番非常大业，以布衣为卿相，由书生封公侯，名震寰宇，功标青史。”（见唐浩明《杨度》）

    清末名吏王瑚，别号铁珊，直隶人，在清朝官至道台。民国二年，直隶都督冯国璋请他出山，他主动要求降级做雄县知县，冯无奈之下只好同意。王照例拜谒各机关长官，拜见警察厅长杨以德时，杨看到他的名帖，很不高兴地说：“定州有个翰林王瑚，是大家都敬佩的，你也是定州人，难道不知道么？为什么取了个跟他一样的名字？”王慢慢回答道：“定州只有一个王铁珊，没有第二个！”杨以德惊讶地站了起来，说：“难道你就是铁哥？”王回答：“是！”杨呆了半晌说：“这样未免太屈尊了！”王笑道：“不过想替地方做点事，官的大小，是没有关系的！”王瑚刚直不阿，清廉自首，施政则雷厉风行，为近世官场难得的“异类”，有人评价他是“中国的堂·吉诃德”。

    康有为从张勋复辟，梁启超则从段祺瑞讨伐张勋。有人问梁启超：“吾子投笔从戎，壮则壮矣。昔庾公之斯于子濯孺子，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今者令师长素先生（康有为）佐命新朝，吾子痛斥复辟党人罪恶，不留余地，不知令师作何感想。”梁启超答道：“师弟之谊虽存，政治主张早异，我不能与吾师同陷泥淖中也。”

    1921年，《努力》周刊发表了胡适起草，蔡元培领衔，李大钊、陶行知、汤尔和、王宠惠、罗文干、高一涵等十四人签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呼吁“好政府主义”。次年，吴佩孚支持王宠惠组阁，罗文干、汤尔和等人入阁，本届政府被称作“好人政府”。但是这个“好人政府”只维持了73天就下台了。

    康有为多次上清帝书，曾专折请开制度局议行新政，请预定开国会期。及至变法六月，代折请定立宪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