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毛病经过了二十五年毫无痛苦的潜伏期，一朝发作了。大家都说就是这种病。

    不过大家管这种病叫幽默，而不叫麻疹。

    店里的伙计们凑份子买了一只银质墨水缸送给董事长，祝贺他的五十大寿。我们拥进他的办公室去送礼。

    大家事先推定我致辞，而我那简短的发言却是经过一个星期的精心准备的。

    我的发言大受欢迎。其中充满双关语、警句和插科打诨，立刻博得满堂喝彩，几乎把屋子都震垮了，而在整个五金器皿行业中，我们的店房是够坚固的。

    老马洛本人笑得合不拢嘴，他的雇员们跟着哄堂大笑。

    从那天上午九点半起，我就获得了幽默家的名声。

    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我的同事们将我的自尊心扇得越来越旺。他们一个接一个跑来对我说，老兄，你的演说太棒了，还对我讲的笑话逐一加以分析，讲给我听。

    我渐渐觉得，他们希望我将这种幽默劲儿保持下去。别人对生意上的事和日常的话题只要讲得合情合理就成，可是对我还要求讲得轻松有趣。他们希望我对陶器也说些笑话，对搪瓷罐之类也作些轻松的嘲讽。我是店里的副会计。要是我拿出一页资产负债表而没有对总额发表一通滑稽的评论，或者在售犁的发票上找不到什么笑料，别的店员就会感到大失所望。

    渐渐地我的名声传开了，我变成当地的一个“人物”。我们的城市小得很，所以这种情形并不希奇。当地的报纸上常常引用我的话，在交际场上我成了药中的甘草。

    我相信我的脑筋相当灵敏，能够应答如流。我在实践中培养并促进这份才能，而其本质却是与人为善，从不流于嘲讽挖苦，得罪别人。人们看到我走过来就露出微笑，而当我们碰面时我已经成竹在胸，一句话就让微笑扩展为哈哈大笑。

    我结婚较早，已经有了一个可爱的三岁男孩和一个五岁的女孩。不用说，我们住在一座藤蔓掩映的茅屋里，过着安闲愉快的生活。在五金行业当一名会计的那份薪水很有限，使我同多余的财富带来的坏事毫不搭界。

    我先后写下几则笑话和诙谐的文字，我认为特别有趣，因此寄交刊登这类文字的杂志。这些东西都被立即接受了，几位编辑先生还来信要求我继续投稿。

    有一天我接到一家著名的周刊的编辑来信，他建议我投寄一栏篇幅的幽默文章，并且暗示说，如果文章能使他们满意，他将在每一期上辟一个专栏。我照办了，两星期以后，他又提出，对这专栏同我签订一个合同，为期一年，稿酬当然比我在五金店里的薪金高出许多。

    我满心喜欢。我的妻子已经在心里为我文学上的成功替我加了永不凋谢的桂冠。当天晚餐我们吃了龙虾炸肉丸，喝了黑莓酒。这是一个让我摆脱辛苦而单调的工作的机会。我同路易莎非常认真地讨论了这件事，一致同意我辞去店里的职务而专心致志玩幽默。

    我辞职了。我的同事们为我举行了一个告别宴会，我在会上的讲话才华横溢，后来全文刊登在当地报纸上。第二天早晨我醒过来看看钟。

    “哎唷，晚了！”我喊道，急急忙忙穿衣裳。路易莎提醒我说，我已不是五金的奴隶，也不是靠薪水糊口的人了。我现在是专职幽默家。

    吃过早餐，她得意洋洋地领我到厨房外面的一个小房间。乖乖！房间里摆着我的桌椅、稿纸、墨水、烟灰缸，还有一个作家的一套装饰品——摆满新鲜玫瑰和金银花的花插、墙上的去年的日历、词典，还有一小袋巧克力，好嚼着嚼着等待下一个灵感。好乖乖！

    我坐下来工作。墙纸上的图案是阿拉伯式或者伊斯兰式的——也许只是些不规则四边形。我的眼睛盯住一个图形。我想到了幽默。

    一个声音使我一惊——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