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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去了;说是当他经过她家门口时,她常常看见他本人;又说他每星期到教堂里去,一边祷告,一边快乐地望着大家;因此,从一切迹象上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好人。听完这样的意见,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垂头丧气地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至于他这一夜是怎样挨过去的,凡是稍微肯替别人设身处地想一想的人就很容易想象得出。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去见警察局长;但人家回复他局长在睡觉;他十点钟去又说在睡觉;他十一点钟去说是局长已经出门;吃饭的时候再去。可是,接待室里的书记们说什么也不肯放他进去,一定要知道他是为了什么公事,什么要务来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生平第一次想发点脾气了,斩钉截铁他说他要亲自见局长本人,说他们不敢不放他进去,他是为了一件公事从部里来的,他只要告他们一状,他们就会知道他的厉害。书记们对这些活一点也不敢反驳,其中一个人就去请警察局长出来,警察局长听取外套被劫这件事的态度很有点古怪。他不注意事情的要点,反而盘问起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来:他为什么这么晚才回家,是不是到什么不规矩的地方去了?问得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羞傀无地,也没有弄清楚外套一案会不会得到适当的处理,就从那儿走了出来。这一整天他都没有去办公(这是他生平唯一的一次)。第二天,他满脸苍白,穿着那件变得更加的古旧的长衫出现了。外套被劫的故事毕竟感动了许多人,虽然还有些官员即使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也不肯放过机会嘲笑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大家立刻决定给他募款,可是只募到了很少一点钱,因为官员们即使没有这件事也已经有很多意外的开支,例如认购部长的肖像,响应科长的建议订购一本什么书,这位科长就是作者的朋友,所以数目是微乎其微的。有一个人被怜悯心打动了,决定至少得对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进一番善意的忠告,劝他别去找巡长,因为即使巡长为了博得上司的称赞,可能设法把外套找到,可是他如果提供不出法律上的证据,证明外套是属于他的,那么外套总还是留在警察局里;他最好去见某一位要人,只要要人跟有关方面公文来往,交涉一下,事情就可以顺利地解决。没有办法,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就决定上要人那儿去了。要人究竟担任什么职位,直到现在还尚待查考。得交代一下,某一位要人是最近才成为要人的,在这之前,却是一个不重要的人。然而,即使是他现在的地位,跟其他更加重要的人比较起来,也算不得重要,可是总有这么一些人,别人看来是不重要的人,在他们看来就已经是重要的了。然而,他却竭力用别的许多方法来加强他的重要性,例如,当他来办公的时候,规定下级官员们得站在楼梯间接他;不准任何人直接见他,一切都得经过极严格的手续:十四品文官报告十二品文官,十二品文官报告九品文官,逐级报告上去,必须这样,事情才能、达到他面前。在神圣的俄罗斯,一切都传染上了模仿的习惯,每个人都喜欢装模作祥,扮做上司的样子。苍至据说有一个九品文官,当派他到一个小小的办事处当主任的时候,他立刻给自己隔开一个单间,管它叫"主任室",在门口派了一些穿红领子绣花边的制服的戏院查票员似的人,他们握着房门的把手,给每一个来访的人开门,虽然在这间"主任室"里只能勉强放下一张普通的写字桌。要人的态度和气派是显赫而威严的,但却是过份张扬的。他的制度的主要基础就是严厉,"严厉,严厉,第三个还是严厉,"他常常这样说,并且说到最后一句话时,总要意味深长地望一下听他说话的对方的脸。虽然这样做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因为组成办事处整个行政机构的十来个官员,即使没有这一着也害怕他得要命。老远望见他就已经放下了手里的公事,毕恭毕敬地站着,伺候上司从房里走过。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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