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契诃夫不同，在我看来，他有意无意地避免那些激动人心的情节。他的笔描绘的都是一些俗世里的普通人，一如他信中写的那样：“都是些普通人，每天中规中矩地上下班，和老婆吃吃饭、拌拌嘴；根本与那些跑到北极在冰山上打滚的探险家搭不上边。”不过，肯定会有人不赞同这样的说法，因为的确有人在北极经历了冰川，即便没有滚落冰山肯定也经历了一段生死角逐，因此，把他们的故事写得惊心动魄、波澜起伏一些是应该的，作家完全没有理由去回避这些。当然，如果全是些上班下班，家常便饭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只有收取贿赂或者挪用公款，欺骗、虐待老婆，将每天的粗茶淡饭搞得大有深意才能够写出精彩的故事（这样的观点契诃夫不可能会认同的）。这样的话，小说就象征了两种家庭：一种是幸福美满；一种是倒霉不幸。

    虽然契诃夫在行医的过程中总是率性而为，但他也确实结识了许多人，有手握实权的小官吏——他们的职位有高有低，有自农奴制解体后一无所有的地主，有工厂老板、工人、商人和农民。契诃夫基本上没有和贵族阶层有过接触，唯一涉及贵族的一篇小说便是《公爵夫人》。他笔下的地主软弱无能，描绘的手法甚至有些残酷——面对自己的耕田被荒废，住宅被毁弃却无能为力；工厂的工人更加可怜，即便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依旧吃不饱饭，然而他们的主子却借此发了大财；农民们的收入更少，总是在饥饿线上挣扎，愚笨没有知识、卑鄙懒散是他们的通病，他们酗酒，住的茅草屋也是蝇虫满布、恶臭环绕。

    在描绘某个事件的时候，契诃夫能够给人难以想象的真实感，就像是某位值得信赖的新闻记者在撰写新闻报道一样，让你生不起任何疑心。当然，契诃夫不仅仅是担任了记者的角色，他在挑选素材的时候还进行了谨慎的观察和细致的推测、揣度，最后进行整合处理。科特林斯基曾经对他这样评价道：“契诃夫有着无可比拟的冷静大脑，他会站在一个不受个人情绪影响的高度审视一切。他的温柔大方、同情和仁慈不是建立在爱或喜欢的情感上的，他对别人施予恩惠从未想过要得到别人的感激。”

    契诃夫的这种冷静和超脱使得许多同仁大为不爽，他也因此遭到了他们的抨击——这是毫不顾忌社会情况和时代背景的行为。关注社会和时代是俄国作家的责任和义务，这便是知识分子的要求。但是契诃夫坚持说，叙述事实才是作家的本职，至于该如何处置或定夺，应该交给读者。让艺术家去解决一些具体而细微的问题始终不是他所提倡的。“专家才是处理具体问题的专业人员，判断社会的好坏是他们的职责，就像判断酗酒的危害，资本主义该如何抉择，等等。”这些话很有道理。

    最近，就这个问题文艺界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借此机会，我斗胆引用一些自己的见解（几年前，我在全国图书联盟发表的演说中的段落）。我喜欢阅读某一周刊——英国最好的周刊之一，有一次我在上面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专题，是对当代文学的种种思考。

    一位评论家在开头这样说道：“某人不单单是个讲故事的人。”看到“单单”二字之后，我像是被卡住了一样，于是，那天我放弃了那本周刊，如同但丁《神曲》中的弗兰切斯卡和保罗一样。这位评论家自己也是一名小说家，而且非常著名，只是我没能有幸拜读他的著作，但他的作品肯定是极好的，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他的那句话让我得知他的想法——小说家应该不单单是小说家。显然，这样的观点是非常能博得现代作家认可的——在这个混乱的年代，一部小说的出世如果只是为了让读者愉快地消磨时间，那它的作者的价值也是有限的。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作品会被人嗤之以鼻，很自然地被人们归为是“空想派脱离现实的作品”。前面我们讲过“为赚钱而编造的作品”，这个词跟它差不多，都不该出现在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