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爷子，您是本地人吧？”一个乌兹别克大学生问契热戈夫。契热戈夫生气了：“老爷子”？我要有你这么大的儿子还早呢（老爷子(inaa)这个词在俄语中既可甩来称自己的父亲，也可以用来称年长的人，同汉语的“老爷子”相似），你怎么不叫老祖父!可转念一想，是啊，不让他叫老爷子又叫什么呢？他是个大学生，是“年轻人”，而我，我又是什么人呢？各种各样的词儿有的是，可就找不出合适的。即使现在走到基拉跟前，问她：什么词儿合适?她大概也说不出来。契热戈夫过去还很少想到这些。他望着这个年轻的乌兹别克人长长的睫毛c红润的脸颊，感到自己确实是老了。“老爷子”。他不大自然地说了声“失陪了”，便离开了餐桌。

    高处的小阳台上有两个穿着绣花衬衣的人在弹古丝里琴，一个戴着角质眼镜，另一个留着时髦的连鬓胡。

    契热戈夫轻蔑地撇着嘴向基拉走去，很有礼貌地同她打了招呼。他看到，她先是高兴，接着是恐惧，最后是慌乱。他到这儿来化了多大的代价，现在总算得到了补偿，他就是要叫她感到这片刻的难堪。当然，她请他入座，想给大家作介绍，可是迟疑了一下；然而，就是这百分之一秒的迟延他却锐敏地感觉到了，于是立刻明白：他在这儿是外人，是个不速之客。他觉察到她姑母——她的脸型很象基拉，是在强作笑容，觉察到那位戴着假发，面孔红润的胖妇人露出好奇的目光。那三个男人倒是一副若无共事的样子，他们可能是把契热戈夫当成了基拉的同事，那位小胡子甚至还以主人的身份热情地邀他入座。不知为什么这特别使契热戈夫感到不快。他不加掩饰地冷笑着推辞了，说他已经吃过，不愿打扰他们，还故意酸溜溜地说：“象我们这样的人岂敢入座！”然后深深地一鞠躬，头也不回地走了。他下了楼，穿上大衣，提起了小皮箱。

    他慢慢走着，想等等，看她出不出来。他必须检验一下，看她会不会为了他而离开所有那些人。就是为此目的，他刚才在餐桌边才用那样的语气讲话。他要证明，向所有那些人，也向自己证明。要是她不出来呢，那该怎么办？

    应当走掉。他明白，最好的办法是走掉。但他没有这样作。当基拉从楼上跑下来时，契热戈夫抑制住内心的高兴，醉薰薰地要她穿上衣服跟他走。他并没有醉，似乎还很镇定——他可以让人看来是个醉汉，也可以控制自己。他是急不可待地要检验一下自己的权力。这样做，他也觉得是不应当。基拉没有违拗，她叹了口气，顺从地跟他走了。到了街上，基拉才对他说，他们在庆祝姑母的银婚（苏联习俗，结婚二十五周年称为“银婚”），那个小胡子男人是她姑父的侄儿，刚从芬兰回来。

    契热戈夫感到自己是错怪她了，可是却更加恼怒起来。他不把基拉送回去，反而一声不吭地带着她经过大桥，来到两旁满是钢筋水泥建筑的新的，毫无生气的街区——他们离克里姆林越来越远了。天下起了小雨。基拉问他到诺夫戈罗德来干什么。他从她的声音里听出她怀着某种希望，于是带着讥笑，无情地编造了一个他是到某工厂来出差的谎言；他编造得没有一点破绽，不让她怀任何希望。雨愈来愈大了，应当找个地方避避，但契热戈夫仍然大步往前走，好象要上哪儿去似的。他听见基拉急促的呼吸声，有些可怜她，但仍然没有停住脚步。要是基拉啐他两口，把他扔下不管，他可能倒轻松些；可基拉没有这样，她顺从地跟着他走，好象故意要彻底击败他，要他承认错误，求她宽恕。好吧，既然你这样，我也这样，咱们倒要瞧瞧，看谁输谁赢。

    基拉终于停住脚步，摘下头巾擦了擦湿漉漉的脸。她的发式松塌了，头发散乱地披着。干吗这样折磨她？她问。他却咬着嘴唇站在那儿不吭声。她看看他的脸，脸上既没有怜惜之情，也没有钟爱之意。她放声哭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