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叔要了一棵野生田七，奶奶就用田七在糯米酒里磨碎给母亲擦，用力地擦，母亲这才有所好转。

    可第二天母亲依旧又去上工了，这样反反复复一个月，生产队的稻谷全部收割完了，母亲的这些痛循环着一直没断过根。

    生产队收完谷子马上又到了去山上摘茶果的时候，这时候母亲的腿痛得是一棵大的油茶树都爬不上了。母亲只能摘那些低矮树上结的茶果，或者用钩子钩那些大树垂下来的枝丫上结的茶果。

    母亲的工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一落千丈，开始挣不够养活郝佳丽姐弟俩的开支，家里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开始穷得揭不开锅。

    并且母亲在生产队上的出工因腿疼有一天没一天的完全依赖田七酒了，擦到最后田七泡酒不但擦没用连喝都没用了，母亲的腿就像一堵烂墙，刚用水泥灰浆糊起来水分还没干，暴风骤雨又来了。

    没办法，母亲只有休息几天又出工几天，出工到腿痛得走不了，就又停下来，一个月下来，母亲加起来最多也就出半个月的工，另半个月的时间在家休息，这样的工分哪能养得活一家三口。

    母亲开始对日子绝望了，也歇斯底里了。

    而这时的父亲依旧一如既往地对家里的境况不闻不问。

    母亲也想过多养些鸡鸭拿到集市去卖改善家里的状况，然家里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那来的粮食喂家禽，家里每个月卖出去的鸡鸭也像郝佳丽姐弟俩一般的瘦，摆在集市上半天都没人问，到了散市的时候，简直是半卖半送给人。

    有什么办法，这些鸡鸭除了自己在野外田地里找吃的，家里从来没添加过喂养。

    另外，家里的猪就更不用说了，到了年底出栏的时候，养了一年最多也就是个一百六七十斤，而且猪皮松弛，猪毛一根根粗糙得竖起来，因为家里的猪只有草吃，从来不知道米长什么样，而邻居家里的猪养大到三百斤甚至三百多斤，且猪皮紧致，猪毛油光发亮，肥肉一团一团的，价钱也卖得高高的，母亲只有羡慕的份了。

    家里的家禽换不了什么钱，母亲又因为脚痛出不了多少工，这时候母亲就乞求父亲要对这个家负起责任了，每一次家里青黄不接的时候，母亲就把郝佳丽姐弟俩送到郝佳丽的舅舅，及嫁去几十里路远的姨妈家里吃着，自己便进城问父亲要家里的生活费。

    父亲不给生活费，母亲一改往日的眼泪开始同父亲大吵大闹，闹得父亲单位沸沸扬扬，母亲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她已经豁出去了，她就算寻死觅活像个泼妇一样跟父亲打架打得头破血流也要把钱拿回家。

    最后母亲与父亲闹到了父亲单位的领导那里，母亲跟父亲单位的领导下跪了，单位领导决定每个月扣父亲工资的一半给母亲。

    母亲以为从此家里就不会那么苦了。

    可扣了几个月，父亲竟然停工不肯上班了，煤矿工人每天有生产任务的，少一个人干活，就少产量，而且下矿井又没人可以顶替，那损失真是大，单位领导终于妥协不再管父亲的事，郝佳丽母子三人就又断水断粮了。

    母亲无计可施，操了把刀去了父亲单位要与父亲同归于尽。

    父亲这次有点害怕了，像是施舍一般给了母亲钱并警告母亲下次再不会给了。

    母亲耳朵当没听见，可母亲的心却为父亲这些冷酷的话难过得流血，郝佳丽在父亲死后很多年才知道，母亲原来就是在这个时候心里对父亲恨之入骨的。

    母亲对父亲从这个时候起连起码的称呼都没有了，一张口就是叫“那抛尸露骨的，那要打靶的，那没下场的。”母亲用泄愤的话骂了父亲整整骂到郝佳丽八岁，弟弟郝佳明六岁为止，听得郝佳丽耳朵都起茧了也不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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