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要派兵，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14]1885年的《天津条约》，作为袁世凯在甲申事变中鲁莽行动的善后，是中日两国约定的未来朝鲜再出问题时的外jiāo措置预案。然而约文中实际存在大量文意不明的漏洞，上述第三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一条文规定的前提“发生变乱重大事件”本身如何界定，显然是模糊不清的，而且日中两国一起出兵或各自出兵皆可，所谓的知照只不过是告知对方，而并没有需要经双方协商一致的约束。也就是如果朝鲜发生事变，中日两国在告诉对方后都可以派兵入朝。至于最后的撤兵约定，怎样才算“事定”，也没有明确标准，这些都为甲午之祸留下了伏笔。

    失着（2）

    日方此时提出这一条文的举动，已经值得引起足够重视，如果稍具外jiāo头脑，应当立刻会同日本政府积极协商，以文本形式对两国在当前形势下的举措做出具体约定，杜绝患害。然而派在朝鲜担负外jiāo使命的袁世凯，并没有经过任何近代国际法知识的系统训练，对国与国之间的折冲jiāo涉完全是懵懵懂懂，仅仅停留在控制住朝鲜朝廷就大为满足的层面。对日本人提出《天津条约》条款的情况，袁世凯竟判断为“倭人意在知照，亦无派兵说”。

    本着对日本全无警惕的心态，袁世凯在朝鲜朝廷内仍然以太上皇的姿态，大包大揽。针对当时朝鲜朝廷内出现的向中国乞兵镇压东学党的声音，5月26日，袁世凯与力主此议的朝鲜权臣、闵氏外戚、内务府督办闵泳骏秘密商谈，袁世凯首先发出“朝鲜文武官员无人”的言论，闵泳骏不解何意，袁世凯进一步解释，“方今东学党跳梁逞凶，韩廷无能制之，招讨重任仅委洪启熏孺子，怎不误国……余谓朝鲜无人即为此”，闵即问“大人可否向我国派一队兵援助剿匪”，这话正中袁世凯下怀，遂异常兴奋地称“倘若让我来谋划指挥，不出十日，必将讨灭之”。[15]

    拿到袁世凯的保证，闵泳骏极力游说朝鲜国王李熙正式行文请中国出兵。6月1日，朝鲜群臣会议，会上李熙担心如果中国出兵后日本也派兵前来，到时局势无法收拾．与袁世凯密议多日的闵泳骏为促成此事，尽快清除东学党威胁，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言之凿凿的袁世凯身上，称袁世凯自会有办法。在东学党势力日炽的压力下，当天朝鲜政府决定正式呈文向中国求援。

    自从琵琶湖事件后，日本政府中鹰派占据上风，始终进行着针对中国的扩军备战，多次寻找机会挑起事端。东学党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即敏锐地觉察到可能会寻找到开战的口舌良机。得悉朝鲜政府向中国请兵这一举措，6月2日，密切关注中朝动作的日本驻朝dài bàn公使杉村派遣书记员郑永邦拜访袁世凯，向其散播外jiāo迷雾，以促成中国派兵，从而为日军也进入朝鲜铺平道路。

    精通中文的郑永邦，之后在朝鲜的中日jiāo涉中扮演了很有分量的角色。鲜为人知的是，他流利的中文得自其独特的身世。郑永邦的先祖是明末将领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的亲弟弟七左卫门，七左卫门清初在日本为台湾郑氏集团提供海外供应，此后家族渐渐融入日本社会，成了地道的日本人。

    谈话间，郑永邦以言词诱导，“日译员郑永邦以其使令来询匪情，并谓匪久扰，大损商务，诸多可虑，韩人必不能了，愈久愈难办，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云。”[16]袁世凯愚憨地表示，“虽然还没有接到公文，但双方已内定，做好了一旦接到公文便可急速出兵的准备。”[17]同日，袁世凯接二连三向国内发回报告，称朝鲜准备向中国请求援兵，日本政府没有他意。                失着（3）

    6月3日清晨，杉村亲自出马，访谈间以半开玩笑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