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告袁世凯，“如果贵国即将出兵，我国也迫于形势不得不出兵了。”袁世凯当场面色大变，称日本不应出兵。[18]当天夜间，朝鲜政府向袁世凯递jiāo正式请援文件，袁世凯对杉村的话只当作是玩笑，没有引起重视，立刻将朝鲜请援全文电报给李鸿章。

    “……敝邦全罗道所辖之泰仁、古阜等县，民习凶悍，xìng情险谲，素称难治。近月来，附串东学教匪，聚众万余人，攻陷县邑十数处。今又北窜，陷全州省治。似此凶顽久扰，殊为可虑，况现距汉城仅四百数十里，如任其再为北窜，恐畿辅骚动，所损匪细。而敝邦新练各军，现数仅可护卫都会，且未经战阵，殊难用以殄除凶寇。倘滋蔓日久，其所以贻忧于中朝者尤多。查壬午、甲申敝邦两次内乱，咸赖中朝兵士代为戡定。兹拟援案，请烦贵总理迅即电恳北洋大臣，酌遣数队，速来代剿，并可使敝邦各兵将随习军务，为将来捍卫之计。一俟悍匪挫殄，即请撤回，自不敢续请留防，致天兵久劳于外也。并请贵总理妥速筹助，以济急迫，至切盼待……”[19]

    细读这份文件，不难看出其中的良苦用心。文中首先陈明了请兵外国的急迫xìng，而后解释之所以向中国请兵，是因为壬午、甲申都有先例，最后声明的“一俟悍匪挫殄，即请撤回，自不敢续请留防，致天兵久劳于外也”一段，更是纯粹写给日本看的条款，以示这次请兵仅仅是为了剿匪，并不牵涉到中国军队常驻的问题。如此符合“规矩”的请兵文件，自然容易让清政府放心答应派兵。而借助清军大举来朝，平定东学党的机会，作为朝鲜“太上皇”的袁世凯，声威进一步隆盛，显然是意料中事。

    为了促成清政府派兵，袁世凯还另外发了一份电报给李鸿章，报告与杉村的谈话情况，“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至于杉村那句中国出兵、日本也会出兵的通告，袁世凯只字不提。[20]

    收到电报后的第二天，李鸿章将朝鲜请援一事正式上奏，同时决定调动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部陆军赴朝平乱。外jiāo经验比袁世凯大为丰富的李鸿章，对错综复杂的朝鲜问题竟然不作更多思考，如此匆忙做出决定，显然受到了袁世凯的日本“似无他意”报告的误导。另外，李鸿章无疑是担心如果东学党事变越演越烈，会导致各国以保护使馆、侨民为由出兵朝鲜，届时事态将无法收拾。尽管他是当时中国最富外jiāo经验的官员，在近代国际jiāo涉领域也不过是个经验丰富的外行而已。尽管他手下不乏专门留学学习国际法的人才，但推举任用驻外大员时，他眼中的标准不过是亲疏关系和传统的胆气、权谋如何。在涉及国际法运用的此刻，他手下那些落寞的专业人才似乎集体失声了。日本政府期待已久的战争借口，就这么来到。          误打误撞（1）

    1894年6月6日下午6时，天津塘沽码头人潮如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领古北口练军、武毅军等部910人登上招商局的“图南”号商船，踏上了援朝的征程。[21]同一天，遵照李鸿章的指示，中国驻日本公使汪凤藻向日本政府通报，“派兵援助，乃我天朝保护属邦旧例……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22]李鸿章根据袁世凯此前报告的“日本必不会多事”的判断，认为完成了1885年《天津条约》的义务，知照日本后就不会旁生枝节。

    但是，就在照会发出后不久，仿佛是这次派兵举措过于仓促草率而连带的后果，一连串不寻常的事情开始出现。6日早晨电告驻日公使汪凤藻后，很快一封来自日本的电报到达天津，汪凤藻报告日本派回国述职的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带领20名警察前往朝鲜。至下午，汪凤藻又致电，告知听说日本将要向朝鲜派出军队。突然听到这些消息，李鸿章预感事态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