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当年夏桀的先祖，大禹的父亲鲧，作为一个治水的政治人，鲧也一定尽心尽力在做好治水工程，从而最大限度的规避风险。是强人，但鲧也一定不是个政治傻人，但他却万万想不到治水方式与方法，竟然关系到政治斗争的成败得失，一个，只是一个治水的方式与方法选择，成了鲧万万没有想到的一条死路。即使鲧用自己的苦干，也难逃那把政治的利剑斩下。尽管为鲧定个罪，至多也只是“行政作为不利”而已，也罪不至死，但鲧还是被摆上政治祭坛，消失了生命，肉身的，政治的。从上消灭政治对手，是最为常见的政治手段，也是亘古不变的政治法则。尽管舜此后成为一代圣人，但也摆脱不了这个政治暴力的怪圈。依然要用最为残酷的消灭手段，来化解源于正在上升的鲧集团所产生出的对自己政治地位的威胁。消除隐患的最有效办法，就是从肉身根本，翦除其政治集团中的核心人物。于是在治水与政治斗争中，鲧就当仁不让的作了洪水政治的牺牲品。

    在鲧治水时一定相伴随，沿河流走向的治理，而沿河流的方国（部落），更多的，则一定不是当时的炎黄系统，不可避免地就要伴随着征伐与战争，由此鲧部落也就在征战与掠夺中渐渐壮大，人强马壮的结果是鲧部落的实力大增。由实力大增，也就自然陷入了政治与生俱来的可怕性：由于政治资源的唯一性实力大增显得十分可怕，政治资源并不像经济资源，在规模化中可以再生，并在竞争中飞跃。如你开饭店，我也靠你开，当他者，也来靠着开饭店的时候，就形成了饭店一条街，也就有了规模效应，靠规模效应就可以赚钱了。政治的残酷性就在于，你的拥有，就是我的丧失，你的实力增大就是对我的最大威胁，尽管可能马上还不涉及到我，但是因为领土毕竟只有那么一块，你占有了，我就不能再去占有，人口只有那么多，归附于你了，就不能归附于我。政治资源的唯一性，在于由权力稀缺构成了的政治唯一性。源于唯一，就不能不残酷，就不能不尔虞我诈，就不能不勾心斗角，就不能不极端血腥。政治历来只讲实力只讲功利，只要讲利益，就只有或相利，或相害。当利益相害了，且能危及到自己地位时，潜在的就假想，并在假想中，再假设为政敌，由此展开政治博杀，而博杀的一个最有效办法，就是尽可能地将假设敌在其崛起期就扼杀掉，为政治博杀的上上之策。

    鲧集团的迅速上升，使之成为当时尧部落及其他被削弱的部落的众矢之的，而尚在崛起期的鲧，还没有力量与尧所代表的中央集团进行根本性的政治抗争。在鲧部落渐要崛起时，也就不可避免的在无形中，为自己树下了太多的敌对势力，尤其当鲧势力渐行渐远，到了能够潜在威胁部落联盟首领地位时，也就种下了鲧不得不死的死因，而这时鲧的势力，却偏偏还不能够与之抗衡。政治争斗的最终目的，就是在争夺这种解释定义权与自由裁量权，哪怕是死命的，血腥的。成王败贼，条件下，一个几千年不变的定律。成功了，是王朝，是定义者;不成功，则是贼，是暴匪。的大前提不改变，就不会有公众的定义权，自古皆然。鲧并没有取得这种定义权，也就控制不了话语资源，是以，到了最后，鲧也就只能是一位悲情治水英雄，还摆脱不了由主流话语所控制，进一步演变为政治庸才，治水不力之人，历史很多时候没有细节，尤其是不会留下真实的细节，鲧的被异化，尤其说明了这点。

    出身于黄帝系统的鲧，与出身炎帝系统的祝融，体现出两大主流世族，在同一个部族集团间的争斗。一水一火，祝融部与鲧部，也总是处于水火不相融之中，在窝里，就斗了个你死我活。于此间又一次上演了政治杀戮，以“火部”的暂时胜利，以“水部”的暂时低迷，而告一段落。在当时的抢班夺权争斗中，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鲧，还未能摆平那些强大的敌对势力。或许专心于治水，并不专心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