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 。并说“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 。这显然是为了讨好元朝君臣,争取他们不战而降。他明确指出,如果元君能敬顺天道来归降的话,“朕当效古先王之礼,俾作宾我朝。其旧从元君仓卒逃避者,审识天命倾心来归,不分等类,验才委任。其宗伯王驸马部落臣民能率职来朝,朕当给换信印,还其旧职,仍居所部之地,民复旧业,羊马孳畜从便牧养”。“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 “残元领兵头目”,“有能率众来归,一体量材擢用”。“朔方百姓及蒙古色目诸人”,“自归附之后,各安生理,趁时耕作,所有羊马孳畜从便牧养,有司常加存恤” 。他还批评元朝的民族歧视政策,说:“元朝出于沙漠,惟任一己之私,不明先王之道。所在官司辄以蒙古人色目人为之长,但yù私其族类,羁縻其民而已,非公天下爱民图治之心也……勿徇其弊也。” 又言:“州郡官吏不得其人,懦者不立,流于纵弛,强者急遽,发为暴横,又皆以胡为之长,不惟尸位而已,实为jiān吏愚弄假威窃权,以生乱阶。” 在强大的和平攻势面前,北元官员将领纷纷归附明朝。朱元璋践守前约,量材录用,厚给官职爵禄。如洪武六年三月癸卯朔,“侍御史商招集王保保河南旧将士,得元参政副枢等五百八十余人,军士一千六百六十余人至京师,简其壮勇者为驾前先锋” 。洪武八年三月壬戌,以故元国公卜颜帖木儿为察罕脑儿卫指挥佥事,其镇抚千户、百户五十七人,俱以元平章知院等官为之 。
朱棣继承了朱元璋这一政策,标榜任人唯贤,“不分华夷”,对于降附者的优礼厚遇,视洪武时期往往有加。
永乐十年十一月癸卯,洮州卫所镇抚陈恭上言:“侍卫防禁宜严,外夷异类之人,不宜左右。玄宗几丧唐室,徽钦几绝宋祚,夷狄之患,可为明鉴。”上览毕以示群臣曰:“所言禁卫宜严甚是,但天生之才何地无之?为君用人但当明其贤否,何必分别彼此?其人果贤则任之,非贤,虽至亲亦不可用。汉武帝用金日■,唐太宗用阿史那社尔,盖知其人之贤也,若玄宗宠任安禄山,致播迁之祸,政是不明知人。宋徽宗自是宠任小人,荒纵无度,以致夷狄之祸。岂因用夷狄之人致败?春秋之法,夷而入于中国则中国之。朕为天下主,覆载之内,但有贤才,用之不弃。近世胡元分别彼此,柄用蒙古鞑靼,而外汉人、南人,以至灭亡,岂非明鉴!”
这一段话议论得十分透彻,全面地表述了朱棣对鞑靼、瓦剌归附者的政策。在这里不仅显示了朱棣的恢宏度量,而且表明这项政策的提出是总结了历史经验,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把元朝“柄用蒙古鞑靼,而外汉人、南人”视为其灭亡的直接原因,在这一点上超过了朱元璋,是很有见识的。
同洪武时期一样,朱棣对漠南北归附者,“官其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赐以敕书印记,设都司卫所” 。这就是所谓“羁縻卫所”。对于腹里的归附者,或是归附后迁入内地者,或授以官职,或给以爵禄,或令充军伍,这就是所谓“鞑官”和“鞑军”。永乐时期,鞑官和鞑军的数字空前地扩大了。
朱棣与鞑靼人 的关系,渊源甚深。早在为燕王时,他的军队中就有很多“鞑卒”。建文帝曾指责朱棣私纳智谋壮勇之士图谋不轨。朱棣辩解说:“盖臣府中有鞑军百余人,悉是洪武间归附。朝廷处于北平,皇考命于护卫岁给衣粮,以备御虏防边之用。” 其实,燕府中的鞑军当不止百人。“靖难之役”中,朱棣还与蒙古私相往还。建文二年二月,“鞑靼可汗坤帖木儿,瓦剌王猛哥帖木儿款北平……鞑靼国公赵脱列干,司徒刘哈利帖木儿等自沙漠率众至北平助,燕王大加赏赍” 。建文三年十一月,“北虏通燕,寇铁岭卫,杀百户彭城” 。这些鞑靼将士英勇善战,在战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