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为尼及道姑者，悉送京师” ，“先后几万人” 。

    朱棣的搜捕毫无结果，不得不在永乐十九年正月乘北京宫殿告成之际大赦天下，宣告“各处监收及取未到尼姑道姑，悉宥罪还俗”。　谷应泰在评论朱棣的大搜捕时，将之比为“石闵之戮羯部，多髯高鼻者并诛，袁绍斩宦官，面不生须者亦杀。”　玉石俱焚，良莠并除，如此民生，岂得宁乎。唐赛儿之乱是对永乐盛世的断然否定，是对朱棣标榜“以爱民为本” 的统治的恰当评价。

    永乐年间，不仅民生方面，政治、经济、军事等其他方面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官僚队伍中“贪风永乐之末已作”，“请托贿赂，公行无忌”。　官员任用“渐循资格”，　办事“循习”成弊，　经济上钞法败坏，“物价腾踊”， 军队中“自永乐以后，新官免试，旧官即比试，贿赂无不中”，造成“军职日滥” ，“而其间多贪暴怠惰，纪律不严，器械不利，城池不修，军士缺伍，攻战屯守之法渐废驰”。 由于“调度频繁，营造日久”，致使屯政荒废，“虚有屯种之名而田多荒芜”，“兵力之疲而农之业废”　总之，朱棣一意要建立大功，垂名后世，而举国上下已经漏洞百出。对于永乐时期的统治，我还要再借用《儒林外史》中的一段话，该书中邹吉甫说：“我听见人说，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就为出了个永乐爷就弄坏了。”

    第四章　天下一统

    明成祖的最高理想是做一个超迈千古的盛世名王，要达到这一理想，只有国内的安定康富还不够，还要有无限广阔的疆土，四海咸宾的局面。可以说，朱棣自即帝位后，为此倾注了毕生的精力，而首当其冲者是解决蒙古问题。我们解剖了明成祖的蒙古政策，也就可以大致了解他的整个民族政策的利弊得失。

    明代元而有中国。其初，“顺帝北出渔阳，旋与大漠，整复故都，不失旧物，元亡而实未始亡” 。元顺帝继承人爱猷识理达腊、脱古斯帖木儿先后改元宣光、天元年号，仍以大元帝国自命，历史上习称之为北元。从此在相当长时期内有一个明朝与蒙古部族政权对峙的局面。洪武年间为解决蒙古问题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朱元璋曾先后派徐达、李文忠、冯胜、蓝玉等名将以及秦、晋、燕诸亲王出塞北征，虽有挫折但多所胜利。与这种武力打击的同时，朱元璋还采取了一整套的防守与怀柔政策。在北部边塞，从东到西他安置了辽、宁、燕、谷、代、晋、秦、韩、安、庆、岷、肃诸王(有的亲王洪武时未就藩)，节制诸军镇守边防，并用优厚的待遇吸引故元势力归附。朱元璋的这些措施是极有效的，再加上北元内部的分裂与纷争，明帝国对蒙元的斗争取得了主动。

    朱棣即位后，继承了朱元璋的政策而又有所发展，同样取得了显著效果。但是朱元璋、朱棣的蒙古政策包孕着缺陷，这不仅使洪永朝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蒙古问题，而且他们的政策模式留给后世，也酿成了一系列问题。所以，《明史》兵志说“终明之世边防甚重” ，其中“北虏”一直是北方的重要威胁。

    一、夷入于中国而中国之

    像历代中原统治者一样，明朝皇帝对周边民族采取了怀柔政策。

    明初从洪武到建文、永乐年间，北元由于明朝的打击和内部的纷争，势力逐渐衰弱，并且分裂为三个大的部分，即西部的瓦剌、中部的鞑靼和东部的兀良哈，但明朝人又将所有蒙古人习称为鞑靼。

    如何对待鞑靼和瓦剌的归附者，是明朝政府怀柔抚绥政策的重要内容。

    朱元璋在夺取全国政权的过程中，一方面称言 “北逐群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 ，以民族革命相号召；另一方面，却又承认元朝正统，称蒙古人做皇帝是“帝命zhēn rén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 。“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