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告征收未经国会同意的吨税和磅税，要是充当这种税款的征收者，他就是政治上的谋叛，本王国的重要敌人”；“不论商人或其他人，凡自愿顺从或缴纳未经国会同意的吨税和磅税者，就是本王国的敌人和自由的叛逆者。”离了议会批准，根本没有什么皇粮国税天经地义之类的事。马克思也说过：“使查理一世上了断头台的英国革命就是从拒绝纳税开始的”。

    正是因为在原则问题上那种不依不饶的精神，绝对王权才没法子在英国立足。据经济学家熊彼特分析，在欧洲大陆和英国，世俗作家在涉及税方面的文献，“表现出明显不同的趋势：大陆作家大都站在官僚机构一边，常常认为出于阶级利益的抵抗是愚蠢的、反社会的，而绝大多数英国作家，特别是在反对查理一世征收造舰税的斗争中，则认为争取自由的立场是值得赞扬的”。1583年和1585年，法国三级会议拒绝给亨利三世（15741589年在位）批准额外的税收，可人家照征不误。博丹还为此辩护：“如果急需，君主不应等待等级会议开会或人民同意，因为他们之安全依靠他的预见和勤勉。”这事要是搁在英国，那些平时温文尔雅的绅士，早就有人站出来跟朝廷急眼了。

    光荣革命之后，1689年英国的《权利法案》开宗明义地宣称，制定《权利法案》是为了确保英国人民传统的“权利与自由”。“凡未经国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国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英国人这么看重他们的权利和自由，可不是中了什么意识形态的邪。他们尊重自由的价值是来自自己的经验。

    经验告诉人们，在权力面前不在意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就是不在意自己的钱财。中国有句俗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不过，为财死和为自由而战是分不开的。权力可以控制谁的自由，也就可以控制谁的钱财。你看查理一世，谁不按照他的意志缴纳船税，就把谁扔进监狱，看你还缴不缴！1790年6月24日，马拉写信给德斯莫林说：“对于没有面包的人来说，政治自由有什么用处？它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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