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谈家和野心勃勃的政客有用。”恰恰相反，说自由无用的政客，是想让人民的自由没有保障，而政府的权力则不受制约。

    权力蕴涵匪xìng。要钱还是要命？这是劫匪勒索的逻辑。同样，这也是权力榨取百姓血汗的逻辑。孟德斯鸠在他的《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就曾提到过约翰王（11991216年在位）用监禁手段勒索犹太人的事。1210年1月，英国的犹太人遭到突然监禁，债务记录被没收。为了杀鸡儆猴，一些犹太人被残酷惩罚。坎特伯雷的以撒被绞死，财产进了财政署的腰包；诺维治的以撒向王室专员支付1万马克，保住了xìng命。布里斯托的一位犹太人首领，如今已不知道姓甚名谁，他也遭到了监禁，并被勒令缴纳1万马克。刚开始，他一口拒绝。于是，故事的进展就像孟德斯鸠描述的那样：每天被拔掉一颗牙齿，一连拔了七颗，拔到第八颗的时候，他受不了啦，付银1万马克。到了这年的10月，约翰王向犹太人开征重税，王室专员总共为国王搜刮到了6.5万马克。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自由虽和氧气、水、盐一样不能当饭吃，但是自由没有保障的地方，最后一块铜板，最后一粒米，都可能被官府毫不留情地拿走，也像唐朝百姓那样，不得不“竭膏血，鬻亲爱”。对于活活挨饿“没有面包的人”，由于没有自由，处境甚至可能恶劣到不能自谋生路，即便当叫化子也得官府恩准开路条。没有自由，是件要命的事情。

    英国人那么在乎国会同意，可他们jiāo的税，并不因此就比别的国家的人要少。就是在汉普登连20先令都不肯缴的英格兰，光荣革命后，在威廉三世时代，“税收收入翻了一番，而自此以后英国人承受的税收负担比法国人还重”，可税负轻于英国的法兰西日后却陷入了革命的血海之中。法国人对收税的那些家伙深恶痛绝，大科学家拉瓦锡被革命法庭送上了断头台，就是因为他当过包税人。

    税负轻重与否的基本标准

    中国古人抨击“横征暴敛”，向往“轻徭薄赋”，可是如何算轻，怎样是重？大清帝国的臣民跟大英帝国的臣民，感受会截然有别。

    1761年2月，马萨诸塞的詹姆斯奥蒂斯在演说中提出，“征税而不准选举代表是虐政”。第二年9月，他在马萨诸塞立法机构宣读了向总督提出的抗议书，声称“对于人民来说，他们是臣属于乔治，还是臣属于路易，是臣属于英国国王，还是臣属于法国国王，这是无足轻重的。只要这两者都是专制的（这是必然的），只要这两者能够不通过议会而征税，其结果就没有什么差别”。当他读到这里的时候，来自伍斯特的议员蒂莫西佩因大叫：“叛逆！叛逆！”

    不管怎样，美洲殖民地的人民认为“无代表权的赋税是暴政”。换言之，没有代表权就是要求征收一分钱也是暴政。在他们眼里，暴政、虐政、苛政不等于非得是敲骨吸髓，像秦始皇和秦二世父子或汉武帝那样，弄得民不聊生家破人亡。倘如无视了国民的代表权，比如英国下院通过法令向美洲殖民地征税，那就是暴政、苛政，就是不可接受、不可容忍的税痛。《独立宣言》历数英王的罪状之一，就是“未经同意向我们征税”。

    这些美洲佬，也像他们的英国祖先一样，死守着“无代议士不纳税”这一原则，不容忍任何其他大道理摧毁这一原则。

    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时，英国政府债台高筑，国债高达一亿三千万英镑，光每年利息就得支付400万英镑。英国在美洲的军政支出，也从1748年的7万英镑，猛增到了1764年的35万英镑以上。在这样的财政背景下，让殖民地居民出点钱，英国当局也觉得理所当然。于是，在首相兼财政大臣的乔治格lún维尔的提议下，1764年英国议会通过了《糖税法》，要对外国输入殖民地的食糖和英国或欧洲的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