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不想掏腰包。

    汉普登坚持己见，查理一世又没能力关起门来打狗，让衙门里的人悄悄收拾汉普登。案子1637年由12个法官审理。汉普登的代理人声称：“如果对国家的威胁确实是被感受到了的话，如果国王因国家确实处于危殆状态，迫切需要装备船舶的话，事情也必须由国会进行讨论；如果唯有国王可以决定国家是否感受到威胁，那末，他未经国会同意而擅自征税，人们的自由和财产就将遭殃罹难。”他还推论说，“如果陛下……可以未经议会批准就向被告征收××[20]先令……那么基于同样的法律逻辑，这一税额又有什么理由不可能是××英镑呢，甚至于无穷大呢？”这些话，国王听了，可能觉得是悖逆，可那些需要jiāo税的人听了，可能就会觉得言之有理。

    最后，高等民事法庭的12名法官以2票多数判汉普登有罪，缴纳罚金。首席法官芬奇（Finch）宣称英国王权是“绝对的”，任何限制国王“支配其臣民身体与财产”的国会立法都是无效的。听到这一判决后，威尼斯大使宣称，这是君主专制主义，也是英国国会的终结。

    查理一世赢了官司，输了政治。可他的宠臣、爱尔兰总督托马斯温特沃斯却不识时务地说：“我希望汉普登先生之流，因受到这次鞭击而变得清醒起来。”抗税的汉普登成了英格兰人效仿的英雄，汉普登之流也没有变得如总督希望的那样“清醒”。商人西蒙兹狄维姆斯还在大声嚷嚷：“如果自由人的财产可以被蛮横征税，那么他们与古代的农奴和维兰还有什么区别呢？”1637年，国王收缴到了预定船税额的90%，可到了1639年，只收缴到预定额的20%。公道自在人心。1640年11月，召开新国会时，汉普登又作为白金汉郡的代表出席。

    中国有句俗话，好汉不吃眼前亏。就为20先令，堂堂一个贵族，输了官司蹲监狱，值得吗？倘若当时大明王朝的臣民碰巧听说了这事，这汉普登十有八九会被认为是个傻角色，或者是个想出风头唯恐天下不乱的刁民，或者是个爱钻牛角尖的xìng格偏执之徒。这个刺头难道不能先把钱缴了，有什么意见再好好向政府提么？为什么非要用这种针尖对麦芒的极端方式呢？可是，汉普登计较的，哪里只是20先令？是20先令背后的权利和自由。更何况权力总是倾向于得寸进尺的。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自由和权利需要“斤斤计较”。在日后的1642年4月，汉普登一个人就自愿捐了1000英镑给议会作军事开支。他哪里是缺那20先令？

    如果只讲妥协，不讲为原则而斗争，就不会获得可靠的权利和自由。早在1215年6月，《大宪章》第十二条就规定，国王除了“余等之长女出嫁时之费用”等三项税金，“设无全国公意许可，将不征收任何免役税与贡金”。虽然国王无权擅自征税的原则是宣告了，可约翰王根本不甘心被逼得“王在法下”。要知道，《大宪章》的产生，可谓是剑刻而非笔写。当贵族和教士们等约翰王在写着《大宪章》的羊皮纸上署印时，随从士兵全副武装地隐藏在不远的灌木丛里呢。所以在1215年8月，羊皮纸上的印迹未干，约翰王又向反对派贵族开战了。可见，英国的宪政历程可不只是写满“妥协”两字。事实上，没有斗争，就没有英国宪政。

    等到查理一世君临英格兰的时候，“王在法下”，国王无权擅自征税，已经不是一朝一夕的传统了。事实上，英国在1640年之前的税收，相对于许多欧洲大陆国家是相当少的。对英国人来说，jiāo税可不只是钱多钱少的事儿。这是一个事关权利和自由的问题。英国人甚至认为，捐税如果没有议会批准的话，乖乖jiāo税那才真正是可耻可恶，哪会非要被国王逼到卖儿卖女的地步才质疑、才抵制。1629年3月，英国下院通过的决议就称，“不论是谁，要是怂恿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