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反掌？！

    再说了，对于私人创办的报刊，还可以通过购买、清洗、控制股份、审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有效地达到cāo控的目的。对于纳粹党中的某些人来说，通过购买等方式将党的出版公司做大做强，既是一个强化媒体控制的手法，也是一个聚敛钱财的机会。埃耶出版社社长马克斯阿曼，作为德国新闻协会的主席，有权任意勒令出版物停刊，然后以极低的价格收购。于是，他所掌控的这家纳粹党出版社，很快就变成了德国出版业中的巨无霸。纳粹党控制舆论和赚钱两不误。阿曼自己的收入也水涨船高，1934年才10.8万马克，到1942年就有380万马克了。

    应该说，纳粹统治的十二年里，在“消灭一切跟党对立的报刊”这一点上，戈培尔、阿曼这些人做得非常成功。《伏斯日报》创刊于1704年，它在德国报界的地位，有如《泰晤士报》之于英国，《纽约时报》之于美国，就连腓特烈大帝当年都曾给它写过稿。可是在1934年4月1日，这家连续发行了230年的自由主义报纸，被迫停刊。

    而另一份世界驰名的自由主义报纸《柏林日报》，虽然不像《伏斯日报》那样被直接要了老命，可是它的老板却在1933年春被迫出让自己在这家报纸的股份。《法兰克福日报》是德国第三大自由主义报纸，与前两家报纸的境遇有所不同，它在清除了犹太老板和编辑后还能继续出版。躯壳尚在，魂魄已殁。

    那些在纳粹yín威中幸存下来的报纸，知道小命捏在纳粹当局手里，它们为纳粹党服务的忠心程度，甚至比纳粹党自有的报纸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一来，纳粹党不用大包大揽把所有的报刊都一手统到自己的名下，无须为所有的报纸的亏盈付费，就能够做到，所有的编辑记者都得先当纳粹党的文奴，所有的报刊都得跟纳粹党保持一致，否则编辑记者没法在新闻出版这个行当干下去，报刊就没法存活。

    实际上，戈培尔才是德国媒体真正的总编辑。这位新闻屠夫的管制手段，可谓是细致入微。对此，当过驻德记者的夏伊勒曾这样描述：“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的报纸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怎么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

    其实，纳粹当局自己也心知肚明，这种龌龊的指令见不得人。于是，第三帝国宣传部这样一个堂堂的政府机构，把每天规定的这也不能报道那也不能评论的指令，当成纳粹党国的秘密，并用暴力来维护。按照纳粹德国刑法典的规定，“着手泄露国家机密者，处死刑”；“以泄露为目的，而着手取得国家机密者，处死刑或无期重惩役”。

    纳粹当局的这两项规定，可不是两个虚张声势地吓唬人。1936年1月，夏伊勒在日记里就提到，因为偶尔把戈培尔每天向新闻界下达的一些密令副本给过外国记者，德国《波森日报》的一位先生被判处死刑，后来又被减为无期徒刑。其实，泄漏的密令内容，不过是宣传部指示怎样用谎言代替真相罢了。

    在这样严厉的新闻管制之下，一份份报纸势必在舆论一律中变得索然寡味。1934年，戈培尔和德国新闻协会主席阿曼曾要求，步步紧跟的编辑们不要把报纸编得那么单调划一。他们是希望看到德国奇迹：编辑记者们戴着镣铐也能够跳出世界上最美的舞蹈。阿曼对“目前报刊完全单调划一”的现象深表遗憾，可他说，这既不是政府的措施造成的，也不符合政府的意愿。

    那是谁之过呢？埃姆韦尔克是《格鲁恩邮报》的编辑，他指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