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纳粹当局来说，人们一旦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家丑不可外扬之类的说辞，就达到了它所需要的控制舆论的目的。因为家丑不准外扬的另一面，一定是家丑也不准内扬，通过实行严厉的新闻出版管制，尽可能把更多国民蒙在鼓里。要不然，《柏林日报》可以自由报道和评论的话，外国人不也照样可以获知，从而家丑不也就外扬了么？

    至于境外那些希特勒鞭长莫及的批评德国的声音，纳粹的行话称之为“恶意宣传”。这一招还挺管用。于是，就连有些并不是纳粹分子的德国人，也起劲地捍卫纳粹的言行，反对别人的批评。因为他们认为，对纳粹的批评就是对德国的抨击。作为一个德国人，他们“感情”上接受不了，揭露和批评德国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伤害他们的“感情”。结果，不知不觉之中，自以为真诚的“爱国”就转化成了维护纳粹政权。

    当时的许多德国人，就像是着魔一样，变成了擅长胡搅蛮缠、强词夺理的诡辩家。对这种怪异现象，美国历史学家克雷格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就曾在美丽的慕尼黑领教过。1935年的慕尼黑街头，极端的反犹标语，随处可见。在饭店或小酒馆里，克雷格偶尔跟人攀谈，对方在言谈之中，也可能会暗示自己并不赞同反犹政策。可就是这样的人，也会做出诸如希特勒毕竟解决了失业问题、希特勒的对外政策恢复了德国的自尊、过火的反犹措施都是希特勒的下属所为，而希特勒并不知道之类的辩白。如果克雷格这个初来乍到的美国毛头小伙子要加以反驳的话，话题可能就会转到美国也有私刑，或者美国也没有真正的文明等等上去。

    这个出过康德、黑格尔和歌德的国度，似乎整个民族都不会讲道理了。极权统治下的宣传，能够有效地破坏甚至摧毁人们正常的思维能力。

    “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

    戈培尔有句名言：“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这也就是说，只要有利于征服群众，宣传可以不择手段。那么，一个生活在第三帝国的德国人，会被这个宣传部长“征服”成啥样呢？

    美国记者夏伊勒的日记里，就记录了一个发生在1940年的生动案例。

    8月28日晚，英国轰zhà机空袭柏林，在格利茨车站的居民区zhà死10人，zhà伤28人。这是空袭首次在柏林zhà死了德国人。战火殃及平民，自然是件不幸的事情。戈培尔借此大做文章。第二天，他命令报纸声讨英国战机“攻击手无寸铁的柏林fù孺的‘野蛮暴行’”。于是，8月29日德国报纸的头条标题惊人地一致：“英国的怯懦攻击”。

    媒体秉承戈培尔的旨意向德国人灌输，“英国海盗”根据“丘吉尔本人的命令”，专挑德国的非军事xìng目标攻击，而德国战机只攻击英国的军事目标。当然，柏林人既不知道希特勒8月1日秘密下达的对英国实施空中打击的指令，也不知道德国空军在lún敦的“屠杀式轰zhà”。

    戈培尔的宣传立竿见影。

    8月31日，护士就问得了流感的夏伊勒：“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夏伊勒告诉她：“因为你们轰zhà了lún敦。”可这位护士小姐却反驳说：“是的，但是我们攻击的是军事目标，而英国人却轰zhà我们的房子。”

    戈培尔宣传的效果怎么样，用夏伊勒的话来说，这位工人家庭出身的普通fù女就是一个“活广告”。

    不过，这位护士之所以会这样看问题，不能只归为戈培尔的宣传之功。在戈培尔上任宣传部长伊始，他就声称，宣传者的背后应该竖着一把剑。这是一位极权主义者的深刻洞见。当年，一位《纽约时报》驻柏林记者说过这样一句俏皮话：“如果希特勒完全受人欢迎，戈培尔就会失业；如果戈培尔完全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