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姆莱就会失业。”

    希姆莱是何许人？第三帝国的秘密警察头子。虽然戈培尔这些人深谙人xìng的弱点，懂得“宣传必须简单和反复”这个手法的功效，明白谎言被人信奉，只需“即使是一个简单的谎话，一旦你开始说了，就要说到底”，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刻都是傻子。因此，宣传的成功有赖于暴力的配合。

    在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不管用的时候，还有集中营、死刑和流放等专政工具发挥作用。对于德国人民，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仅文攻心，还武攻身。软刀子和钢刀子，相辅相成。谁敢公开不跟纳粹党一条心，就没有好果子吃。可以监控，可以秘密抓捕，可以关押，可以驱逐，可以不让回国，可以判处死刑，可以劫持，可以谋杀……大名鼎鼎的卡尔施密特教授曾振振有词地为第三帝国的司法恐怖辩护：“在判决政治犯罪时，规范和程序的运用只能意味着束缚元首的手脚，有利于反抗者。”

    纳粹当局在运用专政机器消除杂音、剪除异己时，一点也不含糊、手软。托马斯曼是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但他不是纳粹的支持者或同路人1930年在柏林就作过题为《告德国人》的演讲，剑锋直指法西斯主义。1936年12月，纳粹当局不仅没收了他的财产，而且还剥夺了他的国籍，波恩大学甚至取消了他1919年获得的名誉博士头衔。雷马克也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德国作家，纳粹上台后，他的书被清除出了书店和图书馆，人也上了政府的黑名单。不过，当局还是希望流亡国外的雷马克能够归顺，为纳粹效力。戈培尔曾通过特工劝他回国，要他把《西线无战事》的责任推给出版商，但雷马克拒绝了。不肯低头就是敌人。对待敌人，纳粹可不在乎他们国际影响的大小。1937年，纳粹德国褫夺了雷马克的德国公民权。

    杀鸡可以儆猴。一个普普通通的德国平民，不会自认为面对纳粹的专政机器，他比托马斯曼或雷马克更有力量。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多数人没有受过纳粹专政手段的直接迫害，但只要生活在德国，就会心里明白马王爷几只眼。毕竟专政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悬在所有德国人的头上。

    不过，这并不是说纳粹统治就把德国弄成了真空一样。就像1972年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伯尔所说：“在像纳粹这样的专制制度下并非一切都运转得完美无缺。说不定哪里有本书，于是便可前往借来，将其搞来，就像将一件珍玩带走，阅读，归还。”他在青年时代还可以读到法国作家莫里亚克等人的优秀作品。但是，这只是表明极权统治也有缝隙。仅此而已。事实上，到了四十年代初，上中学的孩子们，就会大部分人不知晓托马斯曼或雷马克的作品了。

    和之前的专制国家所不同，极权国家的一个特点，就是有一个庞大且又强大的宣传机器。一个篱笆三个桩。如果只靠戈培尔一个人，就是天大的本事，也没法把德国人民耍得团团转，他得有喽。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极权国家的宣传必定是一种“文化人”的集体犯罪。并且在宣传征服群众之前，得先征服宣传者。1933年9月22日，成立了总部设在柏林的德国文化协会，戈培尔亲任协会主席。之所以成立德国文化协会，目的就是“使各方面的创造xìng艺术家都集合在国家领导下的一个统一的组织中”，便于纳粹文化政策的推行。该协会下设德国美术协会、德国音乐协会、德国戏剧协会、德国文学协会、德国新闻协会、德国广播协会、德国电影协会。担任各协会主席的，不是宣传部的高官，就是亲纳粹的文化人。

    会员资格与从业资格挂钩，无会员资格即无从事文化行业的资格。犹太人被排斥在协会的大门之外。即使是纯雅利安血统，如果“政治上不可靠”，协会照样有权拒绝接受他们为会员，已经取得会员资格的，有权开除他们。协会的决定和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