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年10月1日，他致函大隈重信：“民权论似有愈来愈赞成直接行动的倾向。长此以往，官民反目必日甚一日，流血之祸，恐终所不免。”

    福泽谕吉的这种忧虑，并非一点根据也没有。因为确实能听到鼓吹可以革命的声音。

    据说，中江兆民曾说过，“民权不是别人赐予的，而是应该自己争取的。王侯贵族所恩赐的民权，谁也不能保证不被剥夺回去。试看古今东西各国，哪有不经过一场流血斗争就能获得了真正民权的前例？所以，我们应该拿出自己的力量，打倒专制政府，建立起正义、自由的制度。”

    不过这只是“据说”而已，而植木枝盛等人鼓吹抵抗权，则是白纸黑字。

    1876年，植木枝盛在《湖海新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论自由必须用鲜血来换取”。1880年9月，《邮政报道新闻》发表社论“抵抗精神”，鼓吹“凡有独立自主思想的人，无不具有抵抗精神，人有了抵抗精神，才算得上一个人”。甚至有些人热切地盼望着宪法里也能写进抵抗权。

    1881年，立志社搞的《日本国国宪案》第七十条说，“当政府违背国宪时，日本人民可以不服从政府”。在第七十二条里还说：“政府肆意违背宪法，擅自蹂躏人民的自由权利，妨害建国的宗旨时，日本人民可以推翻它，建立新政府。”这些条款都是出自植木枝盛之手。

    在一篇很可能是出自植木枝盛手笔的文章里，有这样一段热情洋溢地为革命辩护的话：“如果政府企图永远把持政权，惟恐权力削弱，而加强对人民压制的话，人民就必须要起来推翻政府，建立民主共和政体。这时，若把罪责全部加在人民头上，就等于把蒸汽密闭在锅炉里不让发散，等到锅炉bàozhà后，责怪水蒸气为什么破坏锅炉一样。”

    有人鼓吹国民有抵抗权和革命权，也有人大讲“安宁”和“治安”。1877年，植木枝盛一点也不含糊地指出：“‘安宁’和‘治安’，只有在有利于增进人民幸福的情况下，才值得尊重，它本身并没有任何价值。如果为了维持‘安宁’和‘治安’，而摧残人民的幸福，那末，这种‘安宁’和‘治安’，就应该加以反对。”而这一年《土阳杂志》上发表的“治安论”一文，则认为，“治安未必都是好的”，如果“施行极其苛酷的政治、法律，使人民甚至不敢怒，以保持君主的至尊地位，独揽国家的主权，不许人民参与政治，阻碍人民提高智能，使人民对政府感觉恐怖，来维持生活的安定状态，那么，这种安定状态应该叫做野蛮的治安”。

    植木枝盛激烈地反对以治安之名行压迫之实。1879年，他在《民权自由论》里雄辩滔滔：“如果必须牺牲人民幸福才能维持‘安宁’和‘秩序’的话，那么，这种‘安宁’和‘秩序’是否算得上安宁和秩序呢？不，这不但不能叫作安宁和秩序，相反地，这才是不折不扣的‘扰乱’。所谓‘乱’，不一定是qiāng林弹雨的战争状态，凡违背真理，不实行真正的法律，政府压迫人民，人民委曲忍受，甚至不敢发表正当的意见，这就是国家的‘乱’，而且也可以说是大乱。”

    跟植木枝盛这些人有所不同，福泽谕吉则反反复复地强调官民调和，告诫朝野各界：“政府不可轻易推翻，人民不可轻易压制。”福泽谕吉鼓吹官民调和，宣扬告别革命，也是出于一番好心。可是事实上，自从西乡隆盛死后，直到大日本帝国烟消云散，也不存在政府会被民间武力轻易颠覆的危险。倒是连福泽谕吉那样名满天下的人，面对政府的威权，也战战兢兢。

    在福泽谕吉看来，“屈从政府是不应该的”。虽说他自称“不喜欢世界上实行的专制政治”，但他又认为，“用实力对抗政府”，也“不能称为上策”。他列举了内乱带来的种种弊害，比如，导致流血恐怖；人民的力量常常要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