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弱，蚍蜉撼大树，除了流血添乱，还有什么意义呢？即便是“一旦轻举妄动地推翻了”旧政府，“仍难免以暴易暴，以愚代愚”。况且“无论那个旧政府怎样的坏，总还有些善政良法，不然就不会维持相当的岁月”。

    屈从也不行，对抗也不行，那怎么办呢？福泽谕吉开出的方子是，“坚持真理，舍身力争，是说要坚信天理而不疑，不论处于何种暴政之下，身受怎样苛酷的法制，都能忍受痛苦，矢志不渝，不携寸铁，不使武力，只用真理来说服政府”。这是福泽谕吉眼里“上策中的上策”。为什么呢？他的理由是，“用真理来说服政府，丝毫不会妨害这个国家当时原有的善政良法，即或正论不被采用，只要理之所在，则天下人心自然悦服。因此，今年如行不通，可以期之来年”。即使“因忧世而苦其身心，甚至牺牲其生命的”，可这“殉道”“所丧失的不过一人之身，而其功能却远较杀千万人费千万金的内乱之师为好”。

    乐于告别革命的，不只是福泽谕吉这样的民间知识分子。伊藤博文这样的明治权贵也想这样。在谈到法国革命的时候，伊藤博文就说：“由于法国国王专横，法国国民喜好暴乱，再加上卢梭那样的持错误观点的学者到处传播谬论，致使自由民权之说风靡全国，终导致革命，声势浩大。”于是在大日本帝国，自由民权思想被视为国家的祸害，就不足为奇了。不过，伊藤博文觉得革命要不得的同时，他们压根儿就不想告别专制，不想实行共和。

    参议大隈重信主张采用英国的政党内阁制，建议1882年年末选举议员，1883年开设国会。在他看来，如果立宪只是“采其形体而舍其真精”，不仅是“国家之不幸”，还是“执政者之祸患”，并且贪恋权力的“污名”，也会“遗传于后世”。如果“今日之执政者，不眷恋势威，固定立宪政治之真体，则足垂其德于后世”。

    要是按照大隈重信的设想改革，那不是要明治政府自我革命么？大隈重信这下子捅了马蜂窝，遭到了伊藤博文的强烈反对。在1881年政变中，大隈重信被参议伊藤博文和参议兼外务卿井上馨等人撵下了台。以至于福泽谕吉在给井上馨和伊藤博文的信里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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