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日本人的精神比西洋更优越。有这种错误想法的人成了国民的领导人，他们轻视西洋，低估人家的力量，挑起了战争，国民则受骗参加了战争，结果战争就失败了。

    跛脚的进步

    十八、十九世纪，有着不同政体的世界强国。

    换言之，倘若只以国家崛起为最高目标，对于像佩里来航之后的日本帝国这样一个后进国家，摆在面前的榜样就不只是一种政体的国家，它可以借鉴此大国的政体，也可以效仿彼大国的政体。

    正如金庸小说里所写，“正派”侠客可以用易筋经、降龙十八掌练就超群武艺，“反派”角色也可以用葵花宝典练出绝世功夫。日本帝国效仿、摸索的，是一条排斥共和谋富强的普鲁士道路。看似金光大道，实则是不归路。

    “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

    “今年日本已开议院矣，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

    光绪十六年，也就是1890年，黄遵宪的感慨之中，不无艳羡之意。

    那时，离《五条誓文》的颁布，也才二十来年的光景。可日本帝国的巨变，又何止开设议院？

    幕府时代的日本，等级森严，贵贱有别。比如，按照“家康遗训百条”第四十五条，“庶民不得对武士无礼、对直属臣子或陪臣不敬，否则格杀勿论”。武士阶层出身的福泽谕吉，曾这样描述过等级制度的荒谬：“在这种法律之下，好像平民的生命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借来的一样。农民商人无缘无故地要对武士低声下气，在外让路，在家让座，甚至连自己喂的马都不能骑。这岂不是蛮不讲理吗？”

    农民商人的地位尚且如此，贱民的处境那就更不用说了。而明治初年的“秽多”“非人”以及其他贱业者加起来，将近40万人。

    进入明治时代，短短的几年里，过去连姓氏都没有的农、工、商，统称为平民；“秽多”“非人”等贱民的名称废除了，其身份、职业都跟平民平等；禁止人身买卖；一般平民也可以使用姓氏了；准许华族与平民通婚；所有国民都有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

    幕府时代，当局严禁农民栽种桑、茶、烟草、漆等作物，并且农民不能从事工商业。明治政府把农民从这种禁锢中解放了出来，1871年，宣布今后农民在地里种植什么，是他们的自由；1872年，又废除了不准农民改就工商业的禁令。

    福泽谕吉原本对明治政府期望值并不高，以为它会“把一个值得珍惜的日本国弄得乱七八糟”。看到当局提出四民平等，废藩置县，他一下子又欢呼雀跃了起来：“当时，我们朋友之间如果三五人碰头，就会彼此庆贺，赞叹不已，忍不住要高喊：看到新政府的事业如此兴盛，纵然死也无憾！”

    在削弱身份束缚的同时，人民的日子，也眼瞅着有了变化。对于农家的生活，福泽谕吉是这样描述的：“现今若就贫者之贫来和富者之富比较，诚然是贫困的，不过只就一个贫者来论，不得不说生活情况大有改良了。其他姑且不论，仅看改良食物的xìng质，采用食米的增加，足可证明一斑了。”

    不过，在福泽谕吉眼里，日本帝国的“进步”可不只是表现在社会经济方面。

    在1895年3月开始连载的《福翁百话》里，福泽谕吉提出，评价文明进步的标准很多，其中言论自由与否，尤其是“社会人文之进或退的标志”，“放松对言论的限制并使其逐步自由化，即为文明的进步”。

    那么自维新以来，日本帝国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

    从1853年到1895年，福泽谕吉把它分为四个时期，每个时期十年。如果对这几个时期的言论情况加以比较，福泽谕吉认为可以发现，“一个时期比一个时期更趋于自由”。第一个十年里，自由言论被人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