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谩骂，到了第二、第三个十年，自由言论便逐渐被人们承认，而到了第四个时期，“自由言论反被作为好事而受到欢迎”。

    作为这段风云历程的过来人，福泽谕吉展望未来，信心满怀：“同样道理，在所谓第四时期的当今，即或有稍许逆耳之论，再过十年、二十年，亦一定会被宣告无罪，并毫无疑问地将受到欢迎。”在这个乐观的花甲老人眼里，大日本帝国的明天会更自由，更美好。

    “争取能多骂倒一个人”

    福泽谕吉乐观的判断，并非毫无根据。

    中江兆民（1847-1901）比福泽谕吉小十来岁，因为政治原因，在1887年12月被驱逐出东京。虽然是不受明治当局欢迎的人，可是这并不妨碍他紧接着第二年就在大阪创办《东云新闻》，继续传播民权思想。

    就在福泽谕吉去世那年，也就是1901年，医生告诉中江兆民患了癌症，只能再活一年半。中江兆民没有向病魔屈服，他要在走向生命终点的有限岁月里，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他把自己要写的书取名《一年有半》。

    中江兆民与死神赛跑，天天笔耕不辍。之所以天天执笔，用他自己的解释，就是为了“争取能够做到：多起草一页原稿，多骂倒一个人，多破坏一件事”。

    《一年有半》写完了，中江兆民还活着。1901年8月，他的学生幸德秋水将这本小册子整理出版。

    在书中，中江兆民臧否人物，指点时政，文风泼辣，语意尖锐。他说：“山县有朋小有慧黠，松方正义糊涂透顶，西乡从道胆怯懦弱；其余的元老，不值一提。假使伊藤博文以下的元老都早一天死去，便可以早一天对国家有好处。”如果只读他的文章，恐怕会以为，这帮明治政要，都是些什么人！

    就连伊藤博文这样的顶尖人物，中江兆民也称之为“蹩脚的钓者”，担任内阁秘书长还合适，但是没有本事当好总理大臣。在他笔下，伊藤博文“诚然是一位风度翩翩的秀才，在汉学方面，他只有做歪诗的本领；在洋学方面，他只有背诵目录的水平；这就已经足以大大超过其他元老，而使他们没有话说；加之口若悬河，很能够一时把人们弄得糊里糊涂。然而这不过是秘书的才干，是翰林的能力，而不是宰相的资质”。

    《一年有半》出版的时候，西乡从道、山县有朋、松方正义、伊藤博文这些响当当的大人物都还健在。中江兆民不仅指名道姓地讥贬西乡从道这些军政要人，而且还批评内阁“是那些贪图利yù，玩弄权势的人们的最高级的和最方便的阶梯”，贵族院“是一帮yīn险dú辣的家伙的集合场所”，而众议院“简直只是一群饿虎的团体”。他抨击内阁、贵族院和众议院“变成了官僚绅士式野兽的渊薮”，“两院的议员，都是贪图权势和利益的饿鬼”，“现在的高官、大员、议员、党员，这些人简直只能叫做吃人恶鬼。”

    中江兆民如此这般描写，给人的印象是，庙堂之上是洪洞县里无好人。

    这还不算，中江兆民甚至还把日本定xìng为一个“腐败透顶的社会”。其实，中江兆民的后半生，恰逢日本帝国蓬勃发展之际。在短短几十年里，铁甲海军、铁路、电灯、电报、大学、议会等等，从无到有，大败清帝国，更是在国际舞台上声名鹊起。可是在法国喝了几年洋墨水的中江兆民，似乎视而不见，反而扬言，“假使执笔，就用笔攻击；如果开口，就用诟骂去对付它”，声称“直到死去以前，我仍要挥舞这一枝攻击的笔”。

    不过，中江兆民著述这种激愤之作，官府没有索取他的xìng命，也没有剥夺他的自由，还能公开发表。别说那还是二十世纪初，就是放在二十一世纪，如果扳着手指数数，不能在报刊电台公开批评总理大臣级人物的亚洲国家，也绝不只一个。要是在这些国家发表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