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乃为执行本案，必须有大决心、大勇气，不能畏首畏尾及拖泥带水，尤以内线作战，更必须指挥官卓越，虽不能求之如拿破仑之盖世英才，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坦能堡会战德军兴登堡将军，在徐州剿匪总司令之选将方面，至少必须能远超过共匪陈毅、刘伯承之流，如将才不如匪军，则巳输了一半。

    徐蚌会战前共匪对国军之「敌」情判断，其与本案亦概略相同，此非为巧合，乃明眼所见概同，当时最高统帅亦同意本案，并属意白崇禧将军於蚌埠设指挥部，统一指挥华东、华中两战场国军负责本案之执行，但白崇禧将军究系对本案缺乏必胜信念，抑为明哲保身，或有其他原因(事後仅知当时之副总统李宗仁因别有野心，不希望徐蚌会战国军战胜。)，乃坚辞未就，继又授意傅作义将华北战场兵力转用於华东战场，并改任傅作义为徐州剿匪总司令，但亦未有结果，最後胎死腹中。

    第二案亦不失为稳妥之案，其主要理由乃为辽南会战沈阳守不住，徐蚌会战最後徐州也是守不住，即固守徐州一点，也不能成为「保卫南京门户」，自古「守江必守淮」，晋谢玄於淝水一战而定天下，大军於淮河以南地区实施决战防御，不仅可彻底集中兵力，且依托长江为安全可靠之後方，具有战胜或歼灭匪军的必胜之算，即万一状况不利，仍可保存主力，退守江南半壁河山，而再作後图。惟当时最高统帅部所考虑者；其一，就当时华东战场之情势，尚未至放弃徐州之必要，且在观念上始终视徐州为南京之门户。其二，放弃徐州，使陈毅、刘伯承两匪合股，以当时华东战场之兵力，对付陈毅或刘伯承每一集团，尚有余力，同时对付陈毅及刘伯承两个集团，即十分困难。其三，京沪一带对华东战场之战事极为敏感，放弃徐州使京沪一带政治，经济更趋动dàng不安；且淮河距南京过近，战事将威胁京畿。因此之故，对本案始终在犹豫不决之中。

    第三案实为最拙劣之一案，且违反军事常理常则而不按牌理出牌，其最重要之理由，乃为徐州工事坚强，於此厚集兵力，形成一块坚硬之石头，待匪来攻，使其一头撞上此坚硬石头，撞得头破血流，知难而退，此乃近似「守株待兔」；其他似乎均不成理由，例如既采「固守防御」，待匪军已合围及完成四周包围，就无法「实施内线作战」，仅固守徐州一点，匪军可以一部对徐州暂围而不攻，主力直趋南京，因此也就无法达成「保卫南京」门户之目的。

    於东北战场辽南会战时，共匪同时组织徐蚌会战及平津会战，陈毅匪军主力於十月中旬，即开始向临沂附近地区集中，我郑州、开封之部队亦分别向蒙城、蚌埠各附近地区集中，相继乃为刘伯承匪军於十月下旬向商邱附近地区集中，明知徐州附近地区大战巳不可避免(但非为匪军强迫决战，战方亦有意应战)，但「守徐」、「守淮」始终犹豫不定，没有准备之会战巳输了一半，十一月二日东北战场沈阳陷落，辽南会战结束，十一月四日国防部及徐州剿匪总部仍在讨论「守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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